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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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能说服人;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认为这些意见很好,遂于3月26日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把陈云的意见转告了起草小组。并说:“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就在同一月份,陈云也推敲着决议修改稿,他连续四次同邓力群谈话,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陈云还表示:“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
4月7日,邓小平又找起草小组负责人邓力群谈话,对讨论决议修改稿时的一些具体意见作了说明。
为了修改好决议稿,邓小平连日来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的确,自决议草稿产生那天起已经历时一年多了,其间经过了多次修改,特别是1980年10月组织4000人进行讨论,提出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1981年4至5月,又由40多位同志进行讨论、修改,起草决议的20多位同志也下了番苦功夫,终于拿出了一个好的稿子。
邓小平觉得,这次修改稿是根据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合乎三项要求。缺点是长了一点,有两万八千字。实际上,多三五千字也没有关系。他指出,修改工作不能等,要抓紧。邓小平设想,再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和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些,改得更好一些,之后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时公布。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关于决议中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他先用提问的语气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建国二十多年中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随后,他用论断式的语言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期间,邓小平于22日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告诉大家:
“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与会人员静静地听着邓小平的讲话,他们感受到了一位巨人评价另一位巨人的科学态度,感受到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战友,对毛泽东所抱有的那种深厚感情。
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话语响彻大厅,这声音,透过厚厚的墙壁,传向全世界:
“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9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195名中央委员,114名候补中央委员及列席会议的53人,耳闻目睹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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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的谈话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的外交生涯大致始于1938年7月他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会面,虽然当时无法像今天这样拍照、记录,但是,这次会面也的确被美国客人记录了下来并写进了《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此后,在抗战胜利后,同美蒋军事小组的谈判中,他又一次站在了外事工作前沿,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上调中央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后,他仍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外交工作。值得说明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复出时分管的主要工作是外事。第三次被打倒前的几个月中,他又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为“只管外事”。第三次复出以后,他逐渐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他仍以高龄出国访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70年代末拨乱反正开始,邓小平就注意到一个重大问题: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审时度势,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抓住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于是,世界观察家们发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使我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考虑,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军队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始终是处于临战状态。显然,这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是不同的。
此时,邓小平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日本人民、欧洲人民都不希望战争。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的逐步发展,“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刘华清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和平时期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对国际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判断世界大战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对我们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建军。”
早在1982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了关于南南合作,还特别提到:“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寻找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年后,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强调:“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作为南南之间,“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在邓小平看来:“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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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科学论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德国的领导人说:“这一论断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不会有明智的发展。战争只能带来痛苦、贫困和残废。”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指导我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一个重要转变。
第二个重要转变,是改变了以往实行的“一条线”的战略。70年代以来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我们主张建立从日本到欧洲直至美国的一条线。邓小平讲: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在指导我国对外政策实行重大转变前后,还身体力行连续出访,为实施广泛外交,打开僵局而不懈努力着。1978年,邓小平74岁,他接连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同时,他也会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外国首脑、国际友人。正是在他主持的这些外交活动中,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
当时,邓小平还很少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后来讲,就当邓小平1974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是,当基辛格和邓小平一起吃过晚饭以后,看法就发生了变化,“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邓小平给基辛格、给世界的印象还不仅如此。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7天以后,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也是有着几十年外交生涯的邓小平最后一次出国正式访问。这一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邓小平选择这一天飞越太平洋出访,意义非同一般。
整个美国因为邓小平的来访引起了轰动,三大全国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人们看到:新闻记者蜂拥跟踪采访报道;议员们手持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他头戴赠送给他的牛仔帽,全场掌声雷动。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他陪同邓小平等观看精彩表演后的情景:当邓小平“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小演员,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过邓小平访美的电视报道后说:我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此后,美国各界特别是新闻界一直关注着邓小平。《成功》杂志选他为1985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1988年评选他为十年最代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