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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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十八岁，每日这个时间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这个“小孩子”就是当时的邓小平。
不过，这种稳定生活从邓小平1922年2月14日入厂至10月17日第一次主动要求离开，时间是6个月。要求离开的原因是前往塞纳夏狄戎中学继续求学。可惜，因为钱不够，无法完成学业。所以，不得不于1923年2月2日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做工。这次做工时间仅仅为1个月零几天，他第二次主动要求离开哈金森工厂，记载他情况的工卡上注明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其实，工厂并不知道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因为此时，邓小平已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年后易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共产主义为自己理想的革命青年。
邓小平曾回忆说：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在这里，他初次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亲自体验了劳动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境遇。在此期间，他出国时所抱的“勤工俭学”的梦幻最终破灭了。不过，正像他几年后在莫斯科的追述：
“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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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1）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在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邓小平的回忆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回国了。出国时，少年邓小平从海路坐轮船前往法国，历时一个多月，一路上欣赏着大海，回国时，年轻的邓小平是从陆地走的，火车、汽车、骆驼、马匹，从1926年底到1927年2月，备尝了旅途艰辛，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一路上，足足一个多月，连脸都没洗过一次。光骑骆驼走沙漠就整整走了8天8夜。
这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时期。邓小平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关于这所中山军事学校情况，邓小平有这样一段回忆：
“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活动的呢？他的自述告诉我们：“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从2月到西安到6月离开，短短4个月时间，邓小平等中###员们做了大量工作。紧张的工作，不宽裕的生活，并没有使邓小平悲观，精神上反倒更乐观，他还记得当年敲史可轩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牛肉泡馍。可见，那时大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笔者曾于1991年在西安附近见到史可轩同志的坟墓，墓碑上的字是邓小平建议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给题写的，足见他不忘牺牲同志，重视友情。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这是邓小平后来回忆他初到武汉时的情况。
1927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会议的冯玉祥，开始清除自己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邓小平经与其他共产党员研究，在冯玉祥以“集训”为名，集中共产党人于开封，最后“礼送出境”之前，由西安前往武汉，在6月底7月初到达。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不久，汪精卫主持的武汉政府也公开###，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刚到中央机关工作，就发生了一件令邓小平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次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河南问题。会议相当简单，没开多久，陈独秀说了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了，表现得相当武断。由于会议很短，讨论问题很少，邓小平又不熟悉情况，而偏偏被责成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结果，他只好写了三百多字，还被有的同志认为太简单了，告诉下一次再写长点。
随后，他又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八七会议。这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就是在这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1岁的毛泽东。当时邓小平23岁。当时，彼此双方也许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说明，正是这两个人，翻动了时代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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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2）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及夫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住在一起，并且还参加了八七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他回忆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当时，邓小平曾告诉党中央的负责人瞿秋白：“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瓦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
关于自己与会情况，邓小平记得很清楚：“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53年后，邓小平为这次会议的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6个字。并再次来到纪念馆参观。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其他地区先后发动的多次起义。
1927年底，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这就是他后来对日本客人讲述的那样：“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作为秘书长，他随同周恩来经常出入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这是当时中央的一个机关（又被称为“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
作为秘书长，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开会，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天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所以经常出入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3）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