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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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60年代邓小平用“猫论”表达这种思想观点,1976年2月毛泽东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错误地批评邓小平时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80年,邓小平看到一位画家作的白猫、黑猫图之后非常兴奋,他说:唉呀,这幅画真有意思嘛!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3)
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的17年间,邓小平有过不少的评述: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
——“到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破坏。”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概括地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邓小平不仅在党内这样坦言,而且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不文过饰非。他告诉外国记者:“你一定要记下来我说的话,我是犯不少错误的,确有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只是可以说,犯错误也是一种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由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4年以后讲的这番话,联想到毛泽东1956年称赞邓小平的一段话:“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我们会更加信服毛泽东的上述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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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1)
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
——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朋友至少有两位,第一位是日本政坛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河野洋平,1977年9月他来到北京,当面向邓小平请教:我想阁下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生活着的,我们很想听听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有什么秘诀?没料到邓小平否认有什么秘诀,转而说:要说秘诀,那就是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第二位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在1979年有几个月下野了,还希望重返政坛,于是,他面见邓小平时便问: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说:只有一个:忍耐。后来特鲁多练习忍耐,终于也重返了政坛。
1979年1月,邓小平曾幽默地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的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像邓小平这样几度沉浮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后来,邓小平这样讲:“我是‘三落三起’。”“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曾经回忆自己的“一落”和“一起”,他说:“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当时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被任命为中共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夫妇在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时,曾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在看毛泽东旧居时,邓小平似乎心情比较沉重,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由于这个话题比较敏感,随行人员中谁也没有吭声。8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思起那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8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据中共会昌县的县委史稿上记载:“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他主持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工作期间,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方法和对战友倍加关心、爱护的殷切之情,同样给他的战友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人家说我是毛派(2)
当时,担任县委军事部长、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钟亚庆,在1932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连夜被抬到了会昌的罗塘区,后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当时兼任第三分区政委的邓小平从战报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打来电话询问,并再三叮嘱要钟亚庆到会昌县城去医治。几天以后,当钟亚庆到达会昌医院治疗时,邓小平等很快就来到医院探望。邓小平亲切地安慰钟亚庆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你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完,又拿出50元钱,给他作营养费。钟亚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还亲自来探望自己,并送给自己这么多钱,这份深情厚谊多么重啊!不知不觉,他流下了眼泪。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所谓的“寻乌事件”。是指1932年11月位于游击区的寻乌县城被敌人攻占。本来在敌我地区交界处这种得而复失不足为怪,况且这又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恶果,但是,“左”倾路线指导者,为了排斥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导,自然就把坚持这一正确路线的邓小平等人作为首要打击对象。邓小平的第一次“落”开始了。这时他29岁。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实行的正确主张,并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到撤职处分等各种打击。这种斗争继续扩大,气势不减。
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随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人的名字,称他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邓小平内心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是想通过打击邓、毛、谢、古,来进一步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3月底,临时中央负责人亲自主持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还通过了决议。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5月期间,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组织对邓、毛、谢、古四个人的斗争。但是,邓小平没有在错误路线面前妥协,他“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