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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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钡淖谥迹巳晷难贫两鹞模瞧涠灾泄盼淖盅а芯克鞯慕艹龉毕住Ｈ榉治稀⑾铝骄怼Ｉ暇砦耙竽┲艽盼摹保幌戮砦按呵锸贝南住保褂辛狡赜谖奈镏贫鹊穆畚摹Ｈ楣�16篇文章，再加一篇序和一篇《追记》。前人研究古文，常常陷于典籍、史料不能自拔，郭沫若本着唯物主义史观，大胆推理、合乎逻辑地进行破译，成效卓著。郭沫若这本书，除了综述性研究论文外，大多都是以韵读方式考证铭文的释文。其中《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戊辰彝》等都是破读名篇。之后，郭沫若又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建立起两周金文的系统研究体系。在研读金文的过程中，郭沫若面对那些年代不清、国别不明的前人研究金文的真迹，“……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得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大系》所担负的，正是这样一项让它们各就各位的艰巨任务。它的诞生，结束了两周八百年彝铭混沌不清的历史。1932年，《大系》最先在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其后郭沫若还著有《金文余释》、《金文丛考》。1934年，郭沫若又对《大系》进行了增订，即《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辑录了大体与铭文相应的图像参考资料。由此又诞生了《彝器形象学试探》，文章分析了不同时期器物的种类、形制、纹饰的主要特征，还以钟、鼎为例，论述了器物的演变和规律。郭沫若大略将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四期：滥觞期，大抵相当于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至周初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郭沫若所创立以青铜器为标准断代的方法，“以清晰之思想，锐利之判决，发前人所未发，言时人所不敢言”，对推动后来青铜器研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从1935年到回国期间，郭沫若从研究经、史、出土文物上转移视线，开始关注学术论坛。为此，他写了一系列驳论文章与同仁们进行学术切磋、探讨。如《老聃、关尹、环渊》、《周易的构成时代》、《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屈原时代》、《读〈实庵字说〉》、《再谈官票宝钞》、《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等，这些文章，不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也是对其史学研究著作的进一步补充。此外，郭沫若还写了一本历史小说集《豕蹄》。“豕蹄”音通“史题”，书中收录他从1935年至1936年间所写的六篇历史故事。即：《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郭沫若在此书的序中声称：“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其实，他在1923年就写过两篇历史小说《剜雏》和《函谷关》。郭沫若曾说：“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任务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他的这一喜好，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了高峰。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七七”事变不久，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毅然惜别妻子和四儿一女，回到战火中的祖国。8月17日，郭沫若发表《我们为什么抗战》一文，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全民抗战运动中，并从此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党政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拿起手中笔作武器，领导和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活跃在抗日战线上。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也使他逐渐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口号，勉励国统区中心地带——陪都重庆的进步知识分子互帮互助，勤勉敬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钻研，再创佳绩。周恩来对郭沫若这位国学泰斗更是寄予厚望。1941年11月16日，在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庆祝会上，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在我党的大力支持下，当时重庆史学研究空前活跃。许多刊物如《大公报》、《理论与实践》、《读书月刊》、《中苏月刊》都辟过专栏刊发史论文章。同时，也带动了昆明、桂林、延安的史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延安还专门成立了“马列主义学院历史研究室”，创办了《中国文化》刊物。至此，中国新史学研究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44年，重庆文化界掀起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它也是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一场反击。当时，双方文化界名流唇枪舌剑，彼此争锋，硝烟四起。3月10日，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史论文章，它的公开发表顿时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中。以陶希圣、叶青、钱穆等为代表的蒋介石幕僚匆忙撰文应战，说郭沫若影射国民政府。后来，毛泽东读到这篇对敌人“发动宣传反击”的文章后，又将它拿来作为“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鉴戒，在党内加以广泛推广。与这篇史论性文章一样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还有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前者是因为作者在文中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自然会在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引起不同反响，但《孔雀胆》却是因为郭沫若片面追求与当前政治挂钩所犯的错误。《孔雀胆》本是一个描写“阿盖与段功”的爱情悲剧的史剧，为了使这个“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符合当时“民族团结”的政治气氛，郭沫若在《孔雀胆》上演后，三易其稿，不免牵强附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郭沫若小传（7）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始于1920年9月。后来他专注于历史和考古研究，直到40年代初，他运用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积累的丰富历史资料和经验，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这样的优秀史剧。关于史剧创作，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说过一句名言：“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又说，“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造不好那就等于多事。”见《郭沫若谈创作》第1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他自己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剧家，恰恰是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诞生了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剧名作。 历史悲剧《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最早开始创作的史剧，初名《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聂》。当时，他正好将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译完，灵感迸发，便参考着《战国策》、《史记》等史料，最初计划把《聂》写成十幕剧，后又改成五幕，结果只写成第二幕和第三幕。随着“五卅”惨案发生，郭沫若眼看国内军阀割据，各外国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凌辱中国人的暴行，不禁愤懑填膺，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口气写成《聂》后两幕，合成四幕剧《棠棣之花》。“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郭沫若身处沦陷的上海，将《棠棣之花》通盘整理，又加写一幕，变成了后来的五幕剧本。《棠棣之花》的演出成功，不但在于人物形象生动感人，还在于整个剧情所传达出那种反对分裂、盼望团结的人民心声。 1942年1月2日，郭沫若开始创作《屈原》，到1月11日，将全部五幕剧本写完。五幕分别为：“服丧”、“屈服”、“流窜”、“哀郢”、“投江”。郭沫若自幼喜欢屈原。他一生关于屈原的评论和译注文章，就有十数篇之多。如：《屈原》、《屈原时代》、《关于屈原》、《屈原考与屈原的艺术和思想》、《屈原·招魂·天问》、《屈原不会弄臣》、《屈原的幸与不幸》、《评“离骚”的作者》、《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赋〉今译》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屈原——歌赋与精神同样光辉的不朽形象。郭沫若在为其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作序时，曾谈到作此剧的创作动机，他说写这个剧本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作者身处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被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新四军，遭到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抗日战争中后期，郭沫若继续史学研究和开展史学论坛等学术活动。著名的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史论巨著。1943年8月至1945年9月，郭沫若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这一套姊妹篇的问世，可谓是郭沫若对周秦诸子思想研究的巅峰之作。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文章不免政治气氛过于浓烈，但半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 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郭沫若和全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及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主席等职。1958年，受中共中央委托，郭沫若担任《中国史稿》的主编；1960年，任《甲骨文合集》编委会主任委员兼任主编，该书是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的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中的大型项目之一。几十年中，郭沫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建设劳累奔波、殚精竭虑。同时，他身体力行，从事着大量学术研究和创作，成果卓著。《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替曹操翻案》、《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墨家节葬不非殉》、《奴隶制时代》等史论著作和文章，都出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这期间，他还写过30多篇有关文物考古的考释文章。此外，郭沫若分别于1959年、1962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此外，从1957年至1965年期间，《沫若文集》共17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卷出版。该文集收入了郭沫若半个世纪以来创作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学术论文等。 “在目前乃至我们的一生最要紧的是‘努力攀登’，不怕高峰有多高多远！高峰也是在逐渐升高的。只顾攀登莫问高！”这是郭沫若在1957年公开发表的《给北京大学学生的一封信》中致大学生的勉语。他自己也是如此。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