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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鲁迅的最后十年-第21部分

小说: 鲁迅的最后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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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后来也起了变化,原先那种无所顾忌,抨击旧物,催促新生,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和取媚的态度没有坚持下去。同人发生分化,许多回到学术中去,做起了“国学家”一类人物;而周作人等,即便继续写作小品文,也都是在十字街头筑塔。30年代以后,鲁迅参加了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另外,也还加入过和组织过个别文学小团体,如文学社,译文社等。左联明显的政治化,党派化,除了个别脱离的分子,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公开分化。但是,由于组织的铁板一块的压力,特别不容独异者的存在。1933年以后,在这些组织内部,事件接连发生,分裂和冲突随之而至。鲁迅使用“横站”一词,表明背腹受敌,两面作战的状况;同时用了“打岔”一词,形容来自同人一面的攻击。所谓“打岔”,意思是说转移斗争的大目标,放过了统治者及其叭儿;此外,也指缺乏严肃的批判和论战,一味地放暗箭,用手段,蓄意挑起事端,却又不负责任,极力设法回避问题的实质。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左联解散之后,以至鲁迅去世时,各种诬陷和打击也没有停止。
1935年2月9日,鲁迅致信萧军和萧红时说:“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息。”这里的所谓“蛆虫”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无例外的是:一,都有“拟态”;二,结果于权力者有利。这些蛆虫,不但在腐败的旧组织里面结党营私,而且已经混进了新的组织,暗暗地而又毫无忌惮地啮食健康的有为的机体。这是可怕的。
不是所有的分裂都是积极的,进步的,正如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一样。伟大的分裂一定有新质生成,在这里,斗争也便成了有原则的斗争,即是为了促进旧秩序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如若不然,为斗争而斗争,永远的“一分为二”,其实否认了新旧事物的差别。新旧交替是有条件的,把条件给拿掉或随意掉换,则常常表现为一种机会主义。表面上看来,“一分为二”是激进的,但是实际上,当它被当作绝对真理受到崇奉,人为地制造矛盾,通过不断的分裂和斗争以维持现有的平衡,其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分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告别衰朽的母体,即封建专制政体以及士阶级,而独立地登上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作为自治的、自为的阶级,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积极引进西方的进步观念,对于打破传统的封闭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西化”,物质和技术毕竟是次要的。那时,尼采和易卜生成了时代偶像,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风靡整个中国。易卜生戏剧中的名言:“被群众孤立的人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一度称引过。他们宣扬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思想所及之处,到处闪耀着批判的锋芒。然而,五四退潮以后,知识分子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迅速地起了变化。结构松散的团队解散了,“团队精神”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或派系利益所互相吸附而成的小团体,有官方或其他党派背景的文化组织,极少数零散分子退隐到纯粹的学术圈子里去。独立的战士没有了,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战场随之冷落。鲁迅对五四的此番变化有过很好的总结,总的评价是“平安”得很。
然而旧物仍在,它们依托时代的新人而进入重建的秩序之中。知识分子不是依附官方就是纳入革命组织而群体发声,组织之外的个人则沉默无语。这时能够说,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为伯林所说的“知识界”吗?这位英国人认为,英国和苏联都是没有知识界的。在他看来,所谓知识界是一种自觉的组织,它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若要发展启蒙思想,就必须反对它的敌人,也即强大的反动教会,压制真理与自由的极权主义。其中的每个分子都会感到自己是为人类解放的曙光而战的勇士,他们彼此之间,在思想与道德上有着一种深切的关联,因为遭受共同的迫害和抱持共同的立场,从而感知兄弟般的存在。除了批判反动、保守或貌似“中立”的学者,以及廷臣一类人物之外,知识分子在其内部,也会互相展开批判和斗争,但是,哪怕夹杂着意气之争,仍旧是富于理想的,有信念和有原则的,皈依真理的。如在法国,从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之间的论争到萨特对阿隆和加缪的论争;在俄国,从“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到“路标派”与“反路标派”的论争,无不涉及历史发展的方向,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些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独立发言的,虽然处在同一集团或学派之中,却并没有屈从于某一个预设的权威的意志,无论这权威是集体还是领袖个人。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按照伯林为知识界给出的两项指标:道德与政治,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学会了听令行动,政治对于他们仅仅是具体的政治意见,而不是植根于一种信仰,一种哲学,因此可以随时加以改写。至于道德,也是东方道德,不是奴隶性就是流氓性,既缺乏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也缺乏对个人尊严的维护。而且,政治与道德往往脱节,就是说,最庄严的政治口号可能化为最卑污的道德实践。
鲁迅以为,通过斗争可以使许多是非观念得以澄清;可是中国没有知识界,只有自私,取巧,势利,阴谋,污浊和混乱,结果连他自己也为斗争的对象所纠缠,为此耗费了不少心力。这是一个仍然为权力所控制的场,非个人所可左右。他只能一面反抗,一面从论战中抽绎出大的原则,使读者不致于沦为迷惑于缭乱的刀法的“看客”。他的不肯敷衍的严肃的态度,在论敌的一面是没有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内战”,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可以说只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脚戏。从他晚年的几场遭遇战看来,整个知识界是空虚的。他找不到对手。早在对创造社论战时,他便说过,他很希望有一个狙击手有力地打击自己,结果没有遇到。1949年以后,从文艺整风到整肃胡风反革命和反右运动,所以风行草偃,完全的一边倒,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长期空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知识界。 
                  
 3。与施蛰存的论战
 在国民党“###”之下,文化方面的最大的危险,在于:一、将专制政治理想化,永远的天下太平,莺歌燕舞;相对应的是,否定一切战斗的倾向。当时,曾经有过一股讥评杂文和杂文作家的小旋风,其实正是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令人不解的是,在左联内部,也居然有了这样一种意见,还曾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过。二、脱离现实,主张超脱,遗忘,复古主义,快乐主义,这是同前一种情况有联系的。大抵歌颂升平的文学都属御用文人所作,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则以后一种情况居多。在中国,老庄哲学以及山林文学是有着久远的传统的。
与胡适那类“想做权势者”,直接替当局说话不同,周作人,林语堂等,则远离庙堂而入“人间世”,在豺狼当道的时候,积极提倡“小品”,闲适和幽默。对此,鲁迅写了好几组文章,一是关于帮忙与帮闲的,一是关于小品文的,还有关于讽刺和幽默的界定,等等。《帮闲者发隐》是一篇庖丁解牛式的直达本质的文章。其中说,帮闲与帮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这里说的帮闲者,都是说笑话的好手,且常常以丑角的身份出现,打诨,装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警告也就在大家的耳边化为笑话。在周围捣着鬼,反使告警者变得虚伪,使严肃的说法减少力量,这样,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鲁迅既把中国看成是“吃人”的世界,那么,从这一原典的意义来说,他一生的战斗,都是在追捕“凶手”。
关于幽默,他指出,在中国,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因此幽默是不会有的。中国人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况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幽默的时候。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有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他说,“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奴隶的笑同奴才的“玩玩笑笑,寻开心”大不相同,“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是奴才的本分,也是奴才的本领。鲁迅对幽默和讽刺做了严格的区分,正如对奴才和奴隶的区分一样。他强调说,讽刺是真实的,富于改造热情的。但因为如此,社会讽刺家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已经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30年代,小品文盛行,但是,在鲁迅看来,繁荣正是危机的表现。因为其中很少有讽刺的杂感,却多的是“小摆设”,“靠着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这类麻醉性的东西一旦多起来决不是好事情,那是会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然而,生机何在呢?他以为是仍然在于战斗的。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他这样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如果说鲁迅对周作人们的批判是一种现象批判,而非个人之间的批判,是“冷战”,那么他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则有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缠斗了。
1933年10月,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在《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光绪末年的所谓“###”那种学洋文,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的表现,由衷地致以赞美之辞。对照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相反,但是,学篆字,填词,劝告人看《庄子》《文选》,写方块新诗,新的企图却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不觉感慨起来,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原来施蛰存曾经发表文章,向青年推荐《庄子》和《文选》,以为文学修养之助;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立即作文反击,还辩护说只要酒是酿造出来的,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新文化传统的问题。鲁迅认为,施蛰存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如果不加批判,不但不可能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连五四时候争取得的成绩也要丧失掉。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篇、《扑空》、《答“兼示”》、《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数篇文章,揭示改革中常见的反复,其实也即倒退的现象。
在论辩中,鲁迅特别说到施蛰存推荐的《颜氏家训》,从中引出一个极有意味的结论。其《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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