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最后十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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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海禁以来，中国的改革多集中在沿海一带的通商口岸，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是现代化都市的典型。作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鲁迅这时的锋刃所向，已经明显地扩展到现代文化范围。费正清用这样一句短语概括国共两党政权：“以贸易为生的蒋介石政府和以土地为生的毛泽东统辖的人民。”国民党时期的现代化，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沿岸城市的市场化、商业化，资本同权力一样，其扩充力量是无法遏止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市民社会的习惯和风尚，不能不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吃白相饭”》、《中国的奇想》、《豪语的折扣》、《揩油》、《爬和撞》、《各种捐班》、《唐朝的钉梢》等等都是现代都会生活的解剖。物质第一，金钱至上，自私，虚伪，势利，机会主义，追逐时髦和享乐，鲁迅统称之为“商人气”，很可以同他说的“水浒气”合成一副对子。其实，商业原则并不限于商业，在商业之外的区域同样有着广泛的体现，表面上看来，它同权力中心社会形成的传统原则是对立的，冲突的，其实不然；官商合流，钱权交易，成了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现象不只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而且已经进入知识界里了。《文坛三户》、《商定文豪》、《商贾的批评》、《登龙术拾遗》、《大小骗》，还有论“文人相轻”的一些文章，都说到文学的“商业化”的情况。鲁迅在信中描述说：“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总之，上海由商业的发达而开辟出了一个“险境”。鲁迅不止一次勾勒洋场上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跟早期刻画的传统奴才是有区别的，但都一样的富于典型性。对于由沈从文等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作家的论争，他前后写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文章，把“京派”与“海派”作为两种共生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文化批评。他指出，北京多官，上海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近官者使官得名，没海者近商，近商者使商获利，总之“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他在另外的文章中论及帮忙与帮闲，都是别具眼光的。在这里，他则从双方论争的区别处，看出共同的地方，说是“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于地域文化的议论，说南北文化相师，固然不失为中国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但是将缺点结合到一起，那结果，“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如何看待“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鲁迅要指出的是：一、“现代性”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重视传统在其中的作用；二、新事物同样应当接受分析和批判，不是凡新的都是好的。
鲁迅一生不遗余力地宣传改革，而惯称的革命，自然也包括在这里面。老调子已经唱完，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鲁迅指出，“维持现状”的论调听来好像很稳健，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历史也在不断地证明着“并无其事”。中国20世纪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封闭式地进行。鲁迅提倡“拿来主义”的态度是一贯的。他鼓动说，要放开眼光，大胆地拿来。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先拿来再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主人；只有成为新主人，旧宅子才会成为新宅子。要把西方的观念，学说，制度“拿来”，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首先，“拿来”的人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掌权者怎么可以做到呢？“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鲁迅不能不把民众当作为改革的主体，他是不相信脱离民众的“精英主义”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然而，“人民”又如何呢？在同一篇文章《习惯与改革》中，鲁迅又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连改革者本身也必须加以改革，不是大叫未来的光明可以完事的。统治者与人民之间，除了对立，还有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构成为阻碍改革的“后援”。鲁迅痛感到，“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强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他认为，中国过去的许多改革，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大的方面的原因是在新的一面要求很小，容易满足，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改革必须是通盘的改革，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或局部的胜利，所要的是不断的战斗和解放。鲁迅从妇女解放，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文字改革，文艺运动，文化改造等诸多方面探求社会改革的道路。他指出，同是不满于现状，打破现状的手段便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改革者的两大派是有斗争的。他对于难行派——胡适即有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理论的——特别地加以批评，还专门写过一篇《知难行难》的短文，讽刺难行派的代表胡适。对于“难行的改革者”，他说是“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他们种种的改革计划都不过是“虚悬的计划”。他就推行新文字一事，引伸说：“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他深知改革之难，所以，才坚定说道：“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鲁迅的改革思想，完全落在社会上面；至于政府内部的所谓改革，或是种种旨在增强国家权威的改革方案是他不感兴趣的，甚至是反感的。这是鲁迅和胡适们大不同的地方。在鲁迅看来，国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是两回事，国家的改革是政府官员的事情，而社会的改革则是大众的事情。所谓“中国”，在他的心目中从来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而不是中国政府。正由于他把大众看成为改革的主体，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救亡时期，才赞成文学界采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国家来改造社会，而不是由社会去改造国家，他以为是荒谬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承认中国有所谓“好政府”。他对统治者是不信任的，反对的，何况以屠戮人民为能事的统治者。中国要民主呢？还是要独裁呢？本来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三十年代中期，居然由胡适他们主持的《独立评论》杂志挑起讨论，热热闹闹地持续了两年时间。对于这些御用学者，以及他们的所谓讨论，他是蔑视的。这个孤傲的角斗士，这时惟紧握了他的投枪和匕首，对准独裁政府。在他那里，参与讨论的学者无论抱持或趋附何种观点，都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是聚集到政府后院里的寄生的一群，正所谓一丘之貉。
3。民主与独裁
蒋介石政府一面积极剿共，一面清除异己，力图实现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统制局面；然而力不从心，分裂和混乱有增无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唤起国人对政局的不满。在政治界和知识界中，则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这时，首创一党制的苏联，以及法西斯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都有着迅速的发展，这对中国的精英分子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蒋介石充分利用了眼前的大好机遇，调整政府机构，如恢复军事委员会，设立军统局等，迅速扩充个人势力，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集权体制推向最高阶段。
知识分子主动向权力靠拢。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曾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一个叫做“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另一个政府的成立，在社会上层人士中间引起了重重忧虑。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