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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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被误解为“去发”。以上诸人，都被患者处死，有的还全家被杀。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一语，虽然念不出什么，但患者觉得别扭，怀疑含有讽刺意思，此人亦被杀。到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年），因此类文字忌读被杀者有三十二人。
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前仆后继地以生命做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著名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一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作，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一个皇帝是出身赤贫。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出身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２． 无端怀疑别人在搞阴谋，要伤害自己，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患者此症状表现得十分明显。患者称帝后，便时常怀疑别人要陷害自己，倾覆自己的帝位，因此经常无端猜疑。患者信奉曹操的哲学，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位后他热衷于用特务手段来监视下属，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早在做农民军领袖的时候，他派卫士何必到江西袁州侦察敌情，何必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问：“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他起用一些心腹，称为“检校”，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戴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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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4）
患者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特务偷偷给他画了张像，第二天患者拿给宋讷看，询问他为什么生气。“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患者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虽然这样监视，患者还是不能消除被害妄想，最终还是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十五年（１３８２年）、十八年（１３８５年）、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制造了所谓“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前后诛杀了十一至十二万人，将他认为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开国将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大户全部杀光。其中绝大部分经事后核实，没有任何事实，纯属误杀。
３． 过分自尊，不择手段追求权利，有强烈的出人头地愿望。自我评价太高，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事业上一般比较成功。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耐挫能力较常人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著，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妻子李淑妃。
按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扶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思薄结，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自大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吧，一篇之中，对同一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习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无法执行。如为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并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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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忌妒心强，不愿看到别人比自己成功，比自己幸福。
从患者的行为推断，他特别痛恨那些家庭生活幸福的官僚地主。这既与患者早年经常受富户欺压有关，同时患者可能认为自己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生活中充满焦虑、烦恼，整日劳心，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个性刻板，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龄大了，身体状况日差一日，觉得生活越来越枯燥灰暗，而那些官僚地主却整日丰衣美食，丝竹管弦，活得尤为滋润，因此心理特别不平衡。因此，在历朝历代中，他给官员的俸禄最少，对官员最为刻薄。如果官员们只拿他规定的工资，那么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而贪污一旦被发现，则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患者称帝后的历次大屠杀，不仅是因为“迫害妄想”，也是想践踏他人的幸福。他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敌意。江南首富沈万三，因要效忠新朝，捐款修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患者因嫉其富有，毫无道理地没收沈氏的全部家财，发往极边充军。借四大案，随意牵连地方富户，仅仅吴江一县就有千户地主被抄家流放。“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有的地方，因为族诛过多，“邻里殆空”，“一时富室或无一存焉”。（吴宽《匏庵家藏集》）
最看不惯那些懂得享受生活，有能力享受生活的人。有一次，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训斥一通：“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餍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明太祖实录》）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异常痛恨，曾颁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意违犯，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大诰》）
５． 对挫折和遭人拒绝过于敏感，对极小的侮辱、伤害不宽恕，耿耿于怀。对他人的过错不予宽容，为人固执。
患者屠杀官吏富民，可以解释成是对早年生活中所受侮辱、伤害的报复。
患者从其事业早期就极端强调纪律性，立法严苛，许多规定不合情理，锱铢必较，对违犯者毫不宽容，达到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患者规定妓女只能穿黑色衣服。一次，他宴请即将出征的傅有德，让大将叶国珍陪他。席间，叶国珍让妓女穿上杂色衣服，患者大发脾气，叫壮士把叶抓起来同妓女一起锁在马厩里，并削去妓女鼻尖。叶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囚？”患者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之令，故以此等贱人辱之。”后来下令打了他数十鞭，“发瓜州做坝夫”。（《国初事迹》）
登基之后，这种行为倾向更加明显，稍有违者，必重罚不贷，于情理不顾。
病因分析
由于患者身份特殊，行为影响大而且深远，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来进行参诊。专家组的成员有：
张宏杰，本咨询报告执笔者。
卡伦·霍尔奈，女，德国心理学家，１９３２年移居美国，１９４１年创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成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受轻视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
埃里希·弗洛姆，霍尔奈的情人，德国心理学家。此人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独树一帜，影响较大。
专家组与患者通过漫谈方式，寻找病因。
卡伦：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通常隐藏在早期生活经历之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都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那时他们遭遇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