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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图说北京三千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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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传统字号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头戴马聚源,脚蹬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意思是指只有戴上马聚源的帽子,脚上蹬上内联升制作的鞋子,身上穿着瑞蚨祥缝制的衣服,钱包里装上“四大恒”即四家大钱庄的票子,才算有身份、够气派。这句顺口溜体现了“老字号”曾经的辉煌以及在百姓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顺口溜中的四大老字号除了四大恒钱庄不复存在外,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依然是北京的主要商店,而且还传承下一些老北京绝活。除了顺口溜中这几家,同仁堂、月盛斋、东来顺、全聚德、馄饨侯等等百年老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地印入了北京人心间。
  北京老字号“老”在历史悠久,长者数百年,短者大多也创立于明、清两代和新中国建国前。主要集中于工商业、手工业、饮食业、民间艺术及文化艺术领域,包括饭庄、商店、食品店、文物珠宝店、书店、影剧院、药店、制造厂等。这些老字号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色,远近闻名、经久不衰,其字号本身就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在这些“老字号”中,若以时间先后计,菜市口的“鹤年堂”可以说历史最为悠久。鹤年堂建于明嘉靖四年(1526年),它比最负盛名的同仁堂还要长两百岁。“文化大革命”前,鹤年堂还存有嘉靖年间使用的账本。过去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意思是说同仁堂精于药丸,而鹤年堂制造的汤剂选料严格,制作精良。
  这些“老字号”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使“全聚德”成为北京的象征。而京城民间“歇后语”,如“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酸甜苦辣都尝过”、“同仁堂的药——货真价实”、“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等,生动地表述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正是这些不同行业、不同特色的“老字号”,汇聚成了京城“老字号”大商业文化的魅力。“老字号”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创出了独特的经营之道,成为一种知名“品牌”。这种“老字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的含金量是难以估算的。
  今日的老字号,虽然有些衰败,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不曾动摇。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百姓们仍满怀兴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与感受。老百姓的这份情缘,恐怕正是老字号们在这个变革社会中的出路所在吧!
  

老北京的会馆
北京城位于华北大平原最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结合部的山前地带。这里是从华北去往东北、西北和蒙古的诸多山间通道的共同起点,又是沿太行山麓从中原到北方的通道的终点。由于华北大平原曾经湖沼密布,只有通过这条通道才可以往来于北京与中原地区之间。在未有铁路之时,从中原至北京必经永定河渡口,再经广安门入城。清末修铁路时,京汉铁路北端也是经丰台、马家堡、永定门,最终至前门。这样,元、明、清各朝来京的大批官员、举子、商人都要经过宣武区旧城区进入京城,这一地区,因为明朝有“宣南坊”之名称,也被称为宣南地区。清代以后,“宣南”泛指宣武门以外之南城地区。
  由于此处地近内城,且邻近繁华的前门商业区,更是因为道路的四通八达,明清时期,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大部分的会馆。每条胡同里,少则三四处,多则十几处,它们往往紧紧相邻,形成了宣南一带浓厚而独特的会馆文化。所谓会馆,在明清时期多是由各地在京城为官者出面,联络官员、富商出资修建,为本地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提供食宿的馆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驻京办事处”。这些会馆在明清、民国时期,网罗同乡、联谊乡情,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解放以后,这些会馆失去原有的作用,有的被各式机构占用,有的改建为民居。
  保存至今的会馆,或因历史人物而知名,或因建筑特色如戏台、房厦而知名。每一个会馆,都住过该省进京的举子,都出过进士,都有许多故事。宣武区菜市口十字路口东南的大吉片地区是北京现存会馆的核心区。随着会馆的不断聚集,一些商人开始在会馆附近开设为士子提供书籍、纸张、文具的店铺。会馆附近逐渐繁荣起来。
  这些会馆中,最有名气的是南海会馆和中山会馆。南海会馆旧址位于米市胡同43号,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原为董文恪(董邦达)故第,由在京海南籍官员筹资买下,后又购入一幢相邻的房舍组成了南海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都曾住在这里。康在这里写过许多诗文,并与维新派多次策划变法方案。1895年4月,当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康连夜起草了万言书,并发动1200多人联名到督察院投递,即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他还在会馆内创办报刊《中外记闻》,成立粤学会、保国会,强烈宣传变法维新。维新变法失败后,康由此出走香港,其弟弟康广仁被捕入狱,9月28日,与谭嗣同等在菜市口刑场就义。南海会馆尚存重要石刻《南海会馆碑记》等。
  中山会馆在宣武区珠朝街5号,相传为明代权臣严嵩的花园别墅,分前、中、后三大院,这些大院又被许多小跨院环抱着,大门内是一座木影壁,绕过去便是大客厅,客厅的四周有回廊环绕,另外有魁星楼、戏台、假山、水池等。院内还种有各种树木,是一所十分优美的会馆。
  中山会馆的前身是广东香山会馆,由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创办,后因香山县改中山县,香山会馆也就更名为中山会馆。这里很早就是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在这里活动过,后来又成立了“中山少年学会”。中山会馆曾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现在原建筑大部分还保留着,已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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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老北京们都知道,北京有句关于城门的俗话儿,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说的就是北京城内外进出的城门。“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内城、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其中的“内九”,指的是东边儿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北边儿的德胜门、安定门;南边儿的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外七”是指明世宗为加强城防,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修的外城城门:最北边和内城的“前三门”平行的是东便门和西便门,东西两边儿分别是广渠门和广安门,南边则是左安门、右安门和直通正阳门的永定门。皇城四门指的是:东有东安门(现东华门),南有天安门,西有西安门,北有地安门。
  实际上,城门其实就是一组防御设施建筑的总称。它包括城楼、瓮城、箭楼、闸楼这几部分。到了清代,“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逐渐发展起来。这一带,尤其是正阳门一带,店铺林立,成为了清代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崇文门又叫“哈德门”,设有税关,买卖人多出入崇文门。东便门则是由大运河运来的南方货物的集散地。宣武门外有许多会馆,当时的文化人常出入宣武门。在前三门商业区中,还出现了以经营碑帖字画和印玺古玩为特色的琉璃厂文化街。与此同时,南边的永定门也发展成为南城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城门。
  北京的牌楼,亦称牌坊,为高悬牌匾而建的纪念性或装饰性建筑物,常立于庙宇、陵墓、衙署、园林前或街道路口。北京的牌楼按建筑材料分,有木牌楼、琉璃牌楼和石牌楼等;按规格分,有两柱一间、四柱三间、六柱五间等;按用途分,有贞节牌坊、功德牌坊、山门牌坊和街道牌坊等。牌楼的历史源远流长,形式千变万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诗·陈风·衡门》记载:“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所谓的“衡门”就是牌坊的前身。在组合的建筑群落中,牌楼也相当于“门面”,是街道或建筑群的身份证。
  北京是全世界牌楼最多的城市。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的就是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牌楼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闹市区的详称应该叫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只可惜,这些地区的牌楼已经被拆除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曾建各式知名牌坊300多座。现仍有百余座古牌楼傲然屹立在各景点,几乎每座古牌楼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旧时北京著名的牌楼还有前门大街五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帝王庙牌楼、景山前街大高玄殿牌楼等。这些牌楼多在20世纪50年代因妨碍交通而拆除。北京城内幸存下来的牌楼;主要是坛庙寺观门前的一些牌楼,像地坛的牌楼;如今重新刷上了鲜艳的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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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城墙
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中国古代工程的杰作。它始建于元,建成于明,沿用到清以至民国,历经七个世纪之久。据统计,北京城墙仅用砖一项就是4000万块,土、石、灰、木之巨难以统计。明清北京城共有四重城墙,最里面的一重,是围合封建皇宫、至今仍保存完整的紫禁城城墙;再往外,是围合紫禁城及其周边宫廷服务区的皇城城墙;接着向外,便是清代时只允许旗人居住的内城以及会馆云集、在19世纪末经常发生“公车上书”这类知识分子参政事件的外城。
  元代定都大都后,大都南北较长,呈长方形,城墙周长60里,墙基宽24米,墙高8米,全部为板筑的夯土墙,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土城墙。到了明朝,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内城南北较短,仍呈长方形,东、西城墙在元旧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城墙周长40里,高3丈5尺5寸。
  这一时期,正阳门外人口增多,为防犯外族的侵扰,1542年,刘伯温等即倡言修筑北京外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上书说,城外人口激增,应添修外城;北京城郊尚遗存有金、元城故址“周可百二十公里”,如能“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这与中国古代城市“内城外郭”的重城制正相吻合,因此嘉靖帝即下令兴工修筑。后来因财政拮据,经严嵩巡视后提出应先筑南面城墙,待以后财力充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于是将北京城南已经筑起的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外城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动工修筑,十月完工,三面全长28里。于是北京城才形成“凸”字形。清代只是对城墙进行了个别改建、重建和维修,对城墙的基本结构没有做大的变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架炮轰击正阳门,箭楼被毁;后印度兵驻扎正阳门城楼,一次夜间取火,引发火灾,正阳门城楼被焚。在此次入侵中,八国联军还用大炮轰塌了崇文门箭楼与朝阳门箭楼,擅自拆除了广安门和东便门外城墙以及崇文门的瓮城。
  民国时期,城墙已多有毁坏和改变。1917年先后拆除了天安门南段皇城城墙和西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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