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鸟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倒计时 >

第19部分

倒计时-第19部分

小说: 倒计时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制顽固势力做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精确的总结。他论证中国人民禀有民权自由之性质,进而说,“推彼(改良派)之意,必当先经君主立宪,而后可成立宪*,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孙中山年谱长编》305页)。
  事实上,在变法失败一个多月后,日本志士极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与中山先生合作,康有为却避而不见。中山先生对之兴趣不是很大,但对其亡命海外的处境深表同情,总想给予帮助。当时亡命海外的维新志士,也是谭嗣同的挚友的毕永年等人,则慨然与康有为绝交,转而拜谒中山先生,加入兴中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政见迥异。康氏始终持保皇观点,与同盟会主张格格不入。梁启超有所不同,变法失败后他避走日本,在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往还、论辩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至张勋复辟,他与康有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晚年他向他的学生谈起谭嗣同,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承认就已发生的西方史来看,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而谭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国革命流血的另一种开始。
  

康有为上书上上了瘾
康有为的家族长辈“剿灭”太平天国有功者很多,荣归故里,给童年的康先生影响甚大。他在11岁的时候就有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他的叔祖康国器在南海县银塘乡修筑园林,大购藏书,有为得以博览群书。他十五岁时,第二次应童子试,仍不售。十九岁,应乡试不售。但他这时候写的文章已经纵横捭阖,大有澎湃之势。二十二岁时,他因苦闷一度入西樵山学道,然后一直读书,研究不辍。二十五岁时取道天津入京,应顺天乡试又不售。回程在上海亲见租界及街道之繁华,了解西方的兴趣大增。
  康先生二十九岁时,通过他人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开局翻译西书,有意介绍泰西政治制度。他批评从前传教士所译之书多为军事、医学之类,以为那属于本末倒置的不切之学,惜事未成。三十一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仍不售,改以书稿传播形式上书,提请变成法、通下情。书未上达,而影响不小,此所谓布衣上书。沈曾植、翁同龢等人支持他上书,而另一批官僚如许应骙、李文田等则竭力反对,在京的广东同乡甚至有提议将他驱逐出境的。而屠仁守因为帮助他起草文折,竟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
  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四处游历,游览江南诸名城,绕道武汉。1890年,即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梁启超等人来从他问学。
  1894年他三十七岁了,那时孙中山忙着在檀香山筹组兴中会,康有为却忙着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入京参加会试。七月份,给事中余联沅提请焚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康有为将该书自行焚毁。
  1895年,他三十八岁,因《马关条约》之签订,激起人民抗议。康有为派梁启超在应试的各省举人中鼓动联络,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批这个条约,上书内容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事。此第二书就是“公车上书”。因联络附议人多而声势浩大。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最后形成极有声势的请愿运动。但是慈禧等人迫使光绪帝批准签订《马关条约》,造成既成事实,并对签名者实施恫吓,请愿逐渐沉寂。
  上书后不久,发榜,康有为中进士,旋授工部主事。五月,他又上第三书。
  康有为对皇帝的感情,在第六书中说得清楚,乃是皇帝叫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去向他咨询,又索要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康有为颂之为历朝历代没有的事,是大圣人的圣德在播撒光辉,感动在此罕有的知遇之恩。
  黄遵宪《杂事诗》写日本明治维新,“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此与德川氏崇儒术有关,读书明大义,始知权门专权之非。黄遵宪说:“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等,力倡尊王攘夷,一倡百合,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何负于国而欲废之耶?”
  但是日本变法成功,其人事结构与中国不同。
  

康有为变法的经纬
康有为《强学会序》形容列强的虎视眈眈,有谓“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人心惶惶,事势错杂者不可终日”。
  而中国则“孱卧于群雄之剑,鼾寝于火薪之上”。
  康有为的意思,这个时候,审时度势,绝对要重于扼守旧制,也即通今重于考古。审时之重点在于广植学问以救世。
  因为政治的不上轨道,引发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后引起了虎扑狼咬的瓜分运动。
  康有为的言论为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就是在割地赔款的惨境中,人心惶恐不安,一个人提出不同寻常的救国方案,既合乎古训,又衔接当时世界潮流。
  康先生自有阅读能力以来,就特别关注这个政治制度的沿革,以及经世致用之学。他和李鸿章成为改革的两翼,前者是变法运动,后者是物质的改革。
  王莽“变法”引起众怒,成为千古罪人;王安石最后也是一败涂地。所以,康有为以他的绝顶聪明,一把揪住孔子这位至圣先师。
  他的《孔子改制考》,断言孔子根本是一位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统。他从这一别致角度解释孔子思想,目的在于*呶呶之口。
  强学会之前,康有为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以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两千份。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当时张之洞为两江总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
  《上清帝第五书》洋洋近万言,中心就是要在悲惨灭亡的边缘,以求变法图存。
  该文涉及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写法上颠倒回环,辗转复沓,几等悲呼惨号。笔法穷极形容,出以治病之方,哀感顽艳。“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
  “公车上书”是联署一千多人集体表露心声,康、梁挂帅,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汇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公车上书记》序),效果并不见佳,以后的上书基本上是单干,力求直达皇帝本人。
  《上清帝第六书》,为统筹全局折。前五书只有第三书到达皇帝手中,康有为说他屡次力请变法的折子,竟是这种待遇,所以他痛苦到只有“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
  “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他苦口婆心,反复申说,与其是说写给皇帝,不如说在打消守旧势力的担心。他说,旧有的祖法,是拿来框制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的。倘若祖宗传下来的地盘都被割得四分五裂,那又到哪里去找祖宗之法呢?若仅守祖宗之法却不能收祖宗之地,这不是荒唐吗?但假如说稍微变一下法就能守住祖宗之地,这难道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
  但是说到变法,皇上积极推行,但大臣们左右阻挠,知识分子良心人士论说传播,守旧的势力群起攻之,造谣诬蔑,水火相攻,那就是缘木求鱼,鱼永不可得。
  他在第六书中的具体指陈,假如皇帝下决心变法,就应该:其一,在天坛太庙,集合群臣宣誓变法,诏定国是。其二,群臣上书表态度,否则下台;民间上书设点应有御史监收,使其直达皇上。其三,设立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开通轮值方式,皇上每日亲临商榷。
  论说三权分立的重要内涵,议政、行政、司法。而清廷只有臣子上朝跪对,哪能商量什么问题。现在都说新政,但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集中,总署仅管理外交,却又管商务等,事权不明,人员多老迈者、兼差者,他们能办成什么事!所以制度局之设立,使之为变法之焦点,乃为重中之重。
  对于现有的守旧势力,在行政系统的僚属,怎么办呢?他说,骤然去之,也是不对的,也难以进行,所以在制度局之下,设立十二局分领其事,是为:
  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邮汇局,陆军局,海军局。
  《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提出四项变通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以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之策,第四项乃巩固国本以自强的根本大计。
  不过直到第六书,他都只是强调立法机构(第六书中表述为议政机构),行政、司法却与泰西相去悬绝。盖西式行政系统主官,皆由民选,再由主官组阁,而康有为的上书中,则以旧式司法、行政系统来和新式立法机构生硬嫁接,其能生出何种怪胎,将不得而知也。他虽知三权分立之概要,却以立法仅为议事。他说行政系统犹如手足,不能倒过来替皇上(头脑)参谋。这样看来制度局更倾向于一个幕僚机构,还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立法机构,由此也可见此老于西法尚未透彻到舍筏登岸的地步。当然了,假如变法得以实行,也不妨步步为营,但是在发源的理论源头没有到位,总之还是有些可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人际关系的优势与劣势
戊戌变法两年前,即1896年春,李鸿章带着于式枚、罗丰禄等十余人赴俄国,在莫斯科签订密约。夏季,转赴德国,觐见德皇威廉二世。然后再转往巴黎、伦敦。八月底,至纽约,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秋深时方自美返天津。
  也就在李鸿章转往德国之际,第二期对日赔款在伦敦、柏林交付。
  在清廷,张荫桓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交涉。杨崇伊奏,弹劾翰林文廷式,以其“遇事生风,语多狂悖”,永不叙用。
  文廷式与张謇,都是翁同龢的学生,也是主战派的生力军。文氏奏参李鸿章挟裹洋人自重,为慈禧及李鸿章所痛恨。其后,文廷式即被驱逐回籍。
  李鸿章欲保其荣华地位、身家性命,一意为恶,打击民间变法,打击变法之同僚。因能言、敢言之士威胁到他的地位,如此一来,遇强敌只有拿国家利益交换了。
  当李鸿章回国时节,孙中山先生却在伦敦蒙难。先是清廷命驻美使臣杨儒追缉孙中山,先生10月初自美抵伦敦,被诱禁于中国驻英使馆。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在日本出版,谭嗣同《仁学》完稿,严复《天演论》译文脱稿,孙先生实践革命,文廷式、康有为却与强学会有关,李鸿章对之都是一样的打击。
  此前,1895年7月,康有为发起,帝党中坚人物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陈炽、沈曾植、文廷式为中坚人物,袁世凯在这时和康有为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