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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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光斗在京担任主考的时候,在郊区的庙宇里遇到复习应考的史可法。风雪严寒,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盖在他身上。后来考试时又将他批为第一。他已看出文卷中的担当,等到左公被魏忠贤构陷下狱,备受酷刑,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脱尽,史可法去探望他,呜咽不止。而左公以糜烂之国事晓谕,力促其离开。史可法后来流涕告人:“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是方苞的名文《左忠毅公逸事》所载。可窥史可法的精神资源之所由来,他的良知以及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
史、瞿、郑这几位梁柱,国难当头,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并非尽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实在也是对深重民瘼、人间疾苦,念兹在兹,而作悲壮的一搏。制度决定人的命运,而非完美度。完美度,也不能替坏制度背黑锅。
顾诚先生乃做学问的典范,他著《南明史》,看了一千余种相关资料,有的相当偏僻。端的是皓首穷经,令犄角旮旯资料无遗类,即资深同行专家也极为赞佩。这本来是他所独有别人略无的巨大优长。但其问题在于,一者综合辨别能力稍逊,不能以调和鼎鼐之力手定乾坤;一者运用资料阐明观点时严重走偏,令其价值失色不少。所以他的强势未能转化为优势,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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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恶内外
关于贤与不肖,司马迁很早发出深深的叹惋,他说: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誷主上……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他在这篇《日者列传》中,不仅感慨贤与不肖的颠倒,而且还对世人认识的偏差深感忧虑,因为“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陈寅恪先生悲道德、风习纷乱变易之际,世态出现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82页)
此种对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申发,哀吟长喟累世不绝,代不乏人。司马迁太史公大著中常见,韩愈文中也多表露。《楚辞》谓“群小流言飞文”,群小,即陈寅恪文中“不肖者巧者”;又《鹤林玉露》卷九论末世风俗,谓“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亦此意,极精辟。曾国藩尝叹忠愤耿耿者不可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王逸注《楚辞·九叹》亦谓“言小人进在显位,贪佞升为公卿者也”。
真是凤凰远潜,而鸡鹜满堂。粪壤充帷,申椒不芳。
在恶劣的世态中,贤者、拙者、贤士、贱者、忠愤耿耿者——这类人,也即世间良善,往往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在生存急剧摩擦竞争中束手无策,而不肖者、巧者、谄人、群小、贪婪者,这些人——也即人中畜兽,却往往弹冠相庆,无恶不作,藐视一切基本游戏规则而如鱼得水。
从古贤者到陈寅恪先生,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无端消磨扼腕以叹,俱对此人间痼疾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至储安平先生,把这个意思发挥到极顶,他有多篇文章伸发这种感喟,真是哀鸣声绝,而继之以血。他认为一手遮天的一元体制,大大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那种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努力的自信。结果是人品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3卷,第9期)。
晚清的迷乱社会,为富不仁,身泰名显者,哪个不是在投机取巧、无廉耻、无良心的邪恶轨道上越滑越远?贪官污吏落马频率渐高渐密,其手段之恶劣,心地的狠毒,也越发令小民百姓目瞪口呆。而其东窗事发之前,又有哪个不是装腔作势、沐猴而冠?社会情形的极度混乱令基层的无序瞩目显眼,实不知上下其手,引发不安者非高资大力莫办。江河之中,*政府内,浮在表层者,总是最轻的,而放纵强梁霸道者,其始作俑者,又其谁欤?追其究竟,实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而造成。庸俗社会关系学本为稍有良知正义感者所不齿,于今则别有用心者煽其风,鼓其翼,令其炽,大有蔓延怒张不可收拾之势。衡量是非标准是利益驱动的龌龊关系,而不是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准则。如此一来,人心正常的依托渐稀减少。社会风气毫无公正、公平、公开的气象,人心因此而加深其失望、无望、绝望!奴才得道,良善向隅。一般社会应是极高尚者和极恶劣者占两极,而中人、正常普通人占绝大部分,今则中人、普通人也身不由己滑向坏人、谄人、无良心者一途,变得毫无心肝,不问是非,巧取豪夺,利令智昏,生存危机如暮色四围,无处可逃,避无可避,结果人人自危,略无安全感可言。良知、正义感像沙漠里的井水,望眼欲穿,难以寻觅。欺骗、讹诈、告密、伪善如恶风暴雪之行于旷野,甚易甚速,略无阻遏。强梁暴富者豪奢愈显严重,其毫无顾忌的心态也丝毫不加掩饰,官常不足守,国法不足畏,敛聚无度,居心可诛!而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气更加如雨季河道,随时看涨。与此同时,原先略略可饱其腹的小民百姓现在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饭碗,有心讲是非、论廉耻的人,日感生存空间的逼仄,其备受排挤,更有活不下去的危机。
从古贤人,到陈诚、储安平的悲叹呼求,可见历史不幸的连续一贯。美国*的缔造者富兰克林以为,“各国皆有凶事预报者,总在预报国家将毁于一旦的凶信”(《富兰克林自传》)。而这些恶人不肖之徒正是骄恣傲诞的凶事制造者和预报者。世间良善、贤者、拙者,总以为当国家民族所处地位日见严重的时分,恶人强梁可以罢手;殊不知其躯体、精神两种胃口俱越吃越大,越撑越阔,以为他们暴富以后,就可以天良发现,永远不会有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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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的穷途
《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翁同龢、汪鸣銮好碑板,张之洞好目录,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一意媚洋,好与西人往还……
清末,端方好金石,端方本纨绔无赖,在做工部郎中时,与盛昱、王懿荣同出差,旅舍无聊,纵谈碑板,端氏亦发言,王懿荣大怒说,你就知道搞女人玩演员,吃酒搓麻!你配谈啥金石呢?端方拍案大骂,声称三年后见。他回京后,到琉璃厂多方搜求,与名家讨论,他的钱又多,巧取豪夺,俨然大鉴赏家。他之爱好金石,与其他满官之爱好鼻烟壶无异,以此表示他的豪奢,并非真有学问心得。
荣禄则好衣饰,成天衣冠楚楚,自觉了不起。整个冬季,每天换一貂褂,衣上佩饰亦换。尤爱玩鼻烟壶,最佳者三百余具,也是每天换一个使用,八国联军打来,仓皇中丢失不少,以后全部补齐。满洲所谓世胄多如此,胸无点墨,衣饰必精,出门见人,光彩照人,好不威风,与寒士相见,尤觉气概压人。慈禧不能正己,臣下相沿成习,遂至朝纲不振。
革命的观念越来越被人接受,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十分紧迫,日、俄、英、法皆与清廷秘密协定条约,日本则吞并朝鲜,俄国则窥视蒙古,英、法也在觊觎西藏,清廷全都搁置不管,并以假装的立宪掩盖民众的耳目,各级官吏日复一日在民间制造对立面,奕劻老奸巨猾,呼朋引类,将各种盗匪引入官场,载洵、载涛皆以他们的亲哥哥载沣的关系入主中枢要津,载泽因为他的妻子是隆裕的妹妹,他的势力也与奕劻相等,这些人都是每天忙着卖官鬻爵,盛宣怀大借外债引起人民反对,于是他们命令赵尔丰入川,肆意屠杀,后来引发了武昌起义,清廷慌不择路,赶紧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阳奉阴违。
武昌起义前,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说是只有他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氏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烘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
袁世凯重新得势,采取“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深秋时节,袁氏部下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即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这年底,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致函武昌,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并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需举袁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
亲贵集团,因为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站在人类历史的错误一边,人民和历史迟早会把他们淘汰掉的,他们很清楚*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最终归宿,他们只是想尽量争取时间,如果能够继续贪污*,让自己的家族和利益集团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供他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千秋万代,也就可以了。
北洋系的政治人物,尽管善好使用各种公式化的温情套语,但他们彼此之间搞权谋,总是人利用人,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工具。他们只不过是用温情套语包装其阴谋恶念而已;用“有情有义”来维系集团的利益;一旦形势改变,为了自保就相互之间彼此出卖背叛,做尽无情无义的事。那一套伎俩,其实已到了末路!
清廷的法子是:推宕,延迟,预备,或者予以名义,随便改个官制,就叫做宪政。等来等去,看不到尽头。俟河之清有日,奈人寿其无多。生命经不起消耗。
可以想见,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实行宪政。就算它是真的要逐步扩大宪政,要看到全国实行宪政,恐怕少年要等到头发白,专制皇权又不知要到多少代了!鉴于在清廷**和谎言所维系的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他们的这种假改革、真拖延恐怕还拖到下一代就会归寝史籍了。“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这一假立宪,换来了真革命。
志士们无论需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决战*的意志绝不改变。他们坚信:*必败,自由必胜。清廷逆天而行,已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正在自掘坟墓。经过同盟会椽笔批判的清廷,面临着建政两百六十多年来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
慈禧生前,试图用高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她在危机迫近时节的表态,这是她的惯用手法:用变法来提高自己的人望,获取人望之后,马上向后转。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