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方迫切需要这种人，另一方还最堪胜任这种用途。天作之合。这就是朱棣一改“祖制”、重用太监的真正原因。
《明史》中有一段叙述，简明列出了朱棣重用太监的“大事年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伪君子朱棣（24）
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77｝
注意最后那句话：“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这是对整个明代史一个重大问题的总结。朱棣不仅仅是破坏了朱元璋视为铁条的“内官不得干政”的干部纪律，而且经他一人之手，就开启了宦官干政的所有主要途径与方式。如果说阉祸是明亡国的主因之一，则朱棣即因对此负全责。
分别解释一下朱棣给予太监的这几项大权。
出使：作为皇帝代表出访外国，虽然未必有今天“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但所涉为国与国的交往，政治含义和规格很高。
专征：由太监充当统帅，独立带兵出征。郑和出洋的历史意义另当别论，而朱棣做出的这种安排，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说，意味着承认和赋予太监以军事指挥权，无疑有动摇国本的性质。
监军：安插太监到军队中，代替皇帝监视和干预将领的工作，这不单单明确表示了对于将领的不信任，尤其造成令出多门、决策混乱等军事大忌，加之太监之流往往狐假虎威、挟私刁难，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明代官军战斗力之弱，与此有极大关系。
分镇：派驻太监到各省和重要城市，赋予他们多种使命，从官员纪检到搜集民情，实际上就是各地的特务头子，功能类似于纳粹的党卫军。这些镇守太监，很少不为害一方，吃拿卡要、索贿逼敛、扰乱地治，明代地方上很多危机即由他们而起，包括著名的“倭患”。
刺臣民隐事：专指东厂之设。东厂是明代建立的第一个由太监掌管的皇家特务机构，此后还出现过西厂、内厂等。与分镇各地的太监不同，东厂这类机构是直属中央的特务组织，其侦察权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侦察对象的社会地位限制，不论什么人，从平民百姓到九卿三公乃至皇亲国戚，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怀疑对象、调查对象，侦察手段也没有禁区，不受法律制约，只要有助于达到目的，一律可以采用，比方说如果当时有窃听技术，以东厂的职权是完全没有忌讳，可以尽情实施，不必担心万一败露会成为丑闻、招致国会弹劾；此外，更可怕的是，他们享有处置权，探得消息，不需请示皇帝，而直接处置，捕人、刑讯甚至致人毙命也没关系。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但亲信太监承担类似的功能，应该远远早于此，只不过专设了这样一个机构，使其功能并轨到国家机器之内，则更加可怕。
朱棣开了一个“好头”，他的子孙们也不尽是坐享其成、无所创造。比如他的孙子、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便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识字。这也是朱元璋明令禁止的。首先破例的也是朱棣，他曾安排范弘、王瑾、阮安、阮浪四名太监去读书，使他们能通经史。不过，朱棣当时还是偷偷地做，范围也不算广。朱瞻基则将太监识字读书公开化和制度化，专门为太监在宫内办了一所学校，请的老师还都是学士、大学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太监由不识字到识字，由没文化到有文化，很便于他们更深地参与政治。后来渐渐有皇帝贪懒，让太监根据自己的口授，代拟旨意；再后来，内阁呈上来的“票拟”（有待皇帝决策的政府处理意见）也让太监代为批复。这就不得了，等于直接把国家决策权交给太监。
到这一步，王振、刘瑾、魏忠贤等超级大珰没法不应运而生；攫得国家最高权力的他们，纵想安分守己，只怕也难。
恶之花三：国家恐怖主义
人类的暴力现象，从远古绵延至今，没有断绝，恐怕也不会消失。
暴力的表现有两种：非理性的和理性的。
先说非理性。非理性暴力，起源于报复的本能，当人受到伤害及严重威胁，而一旦他从伤害和威胁中脱险，并反过来对对方取得支配地位时，原先积聚起来的由仇恨和恐惧组成的巨大能量，就会寻求某种释放与宣泄的途径，这时候就产生了各种非理性暴力的表现。如屠城、杀降、烧掠、奸淫、虐俘，如形形色色的酷刑。这些行为虽然目的也是给对方以惩罚，但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其目的所需，而包含巨大快感，是对自己心理的额外补偿。这种快感与心理，以暴力本身为满足对象，或者有意渲染和推崇暴力，以至于到最后暴力自己就成为目的。这时，暴力是一种邪恶。
txt小说上传分享
伪君子朱棣（25）
但也存在并不邪恶的暴力，即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暴力有两个特征：第一，起自于维系社会正义平衡的需要；第二，不含宣泄、渲染暴力的成分，相反它的施行还有意降低暴力对人造成的心理恐怖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国家机器都具有暴力的内涵，它在防止###、打击犯罪和惩罚其他破坏法律之行为时，必然使用暴力。如果立于理性，则其使用一定是有序、中肯和收敛的。例如在理性暴力意识下，许多现代国家废止了死刑，即便不能废止的，也尽力削弱死刑中超出惩罚目的之外的炫耀恐怖的因素，中国近年渐以药物注射代替枪决的死刑执行方式，就是基于对国家暴力的理性化认识。
朱棣上台后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情形，完全失却理性。他的残酷镇压，本极过分，而于疯狂杀戮之中所挑选和采用的方式，更超出了消灭和打击异己的实际需要，纯粹演变成制造恐怖气氛和对暴力的宣扬。对不肯降附的建文忠臣，朱棣不以夺其生命为满足，往往用野蛮虐杀达到其快意宣泄的诉求。如暴昭之死：
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78｝
司中之死：
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扫其肤肉，至尽而死。｛79｝
铁铉之死：
文皇乃令舁【抬】大镬【大锅】至，投铉尸，顷刻成煤炭。｛80｝
对建文忠臣的女眷，他竟公然让人轮奸：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绍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由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夕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朱棣旨意】：“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81｝
这些行为，除泄愤之外，目的主要在于恫吓。他残忍地对待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侮辱其家属，都具有一种展示“下场”的作用；既满足了朱棣自己的报复心理，又作为威胁以警戒所有对他以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感到不满的人。
尽管实施了大规模屠杀、血腥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的非议。这种声音可能随处皆在，却藏匿于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如不加控制，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比声音更实际更有力的力量。此即王世贞于万历年间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军队】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82｝说朱棣当时的怀疑，到了“人人异心”的地步，对每个人都不放心———“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没办法，自己心中有鬼嘛———那么，怎么办？只有实行一整套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密织侦缉网，豢养大量鹰犬，提高特务组织的地位以张大其权力，培植大酷吏，在全社会鼓励告密，以言治罪、禁止民间谈论政治……总之，要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局面。
即位之后，他指示军方遵循以下精神发布公告：
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83｝
其中可见先前一系列的屠杀造成了巨大恐慌，恐慌的同时也引起民间极大不满，朱棣所谓“妄言”，当包括上述二者。这条指示的精神，安民爱民只是表面文章，道貌岸然的语词背后，是一副极其冷酷的铁腕形象———他指出，面对阴云密布、血迹斑斑的现实，人民连“疑惧”的心理反应也不能有，也是罪过，更不得将这种内心感受吐露和表达出来，凡所语及，即为“妄言”（相当于“文革”中的“反动言论”），就是死罪。为了彻底扑灭人民的不满情绪，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诸人首告”，意即，曾一起议论“国是”的人当中，谁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此人即可免罪，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这是一道诱导寡廉鲜耻、弃信忘义之风盛行社会的旨令。
伪君子朱棣（26）
于是，永乐年间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种过去很罕见的罪名：诽谤罪。“诽谤”的意思并不复杂，就是捏造坏话来诋毁和破坏他人名誉；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这字眼，今天无甚特别之处，任何人觉着自己被人用言语侮辱了名声，都可以告之以诽谤。但永乐年间对诽谤的指控，却非普通人所享的权利，而是朱棣单独享有的对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权利；在这里，诽谤罪专指一切针对朱棣及其统治的议论，只要这议论是负面的、批评的和表示怀疑态度的，不论对错，不论有无事实依据，通通算诽谤，即所谓“诽谤时政”。说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不允许对政治发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意见。因此我们不妨把永乐年间的“诽谤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间一切有关政治的自由言论。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并非民主社会，但仍很少听说哪个朝代设立过这样一项罪名。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个很突出的传统，即认为统治者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还认为企图用封堵的办法来扼杀民意，不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经引《尚书》中的一句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为耳目，何况人君？他还告诫那些为君者：“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什么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说不应该，就一定要加以审视。这也是强调执政者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更有名的，是子产讲的那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来，比堵住洪水可要难多了！所以子产不毁乡校，保留它，给老百姓一个随便谈论国是的地方。后来的个别统治者，至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烧书、司马昭杀嵇康等，针对普通民众在全国设立一项以言论管制为目的的“诽谤罪”，恐怕是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