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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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笳撸藁鲇谥扉Α９赜谥�*9图谋不轨，文中写道：
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陆续】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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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7）
这段记述，本意是丑化对手，但无形中恰好说明朱允炆继位后的削藩之举，理所应当。
为给自己篡国夺权找理由，《奉天靖难记》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编造。如这一段：
初，懿文太子【即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责罚其过】，【朱标】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用巫言害人】，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意谓朱标天良尽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暗示朱标有发动兵变之心】。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马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此语厚颜】，最仁孝【厚颜之极】，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狐狸尾巴露了出来】，吾所属意【死无对证，可叹朱元璋只能由他胡说】。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13｝
此节文字，堪称集天下不要脸之大成。它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单信口开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众所周知的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标描绘成魔鬼样人物，不光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耻者，是公然编造朱元璋“属意”于己，早已暗中决定将来应该由皇四子继位，并且还把这说成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致意见。
又一处说：
上【朱棣】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相面家】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14｝
当朱允炆削藩之举搞到自己头上，他朱棣不是一脸冤屈，大呼“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摆出“义与奸邪不共戴天”｛15｝、誓还自己清白的姿态，起兵“靖难”的吗？那么，他怎么解释在这个地方又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别人诬陷他，骂别人是“奸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政变，一面又赞美自己骨子里就该当皇帝，皇帝宝座早就该是他的———真不啻于自唾其面，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靖难之役”的结果，又一次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口号变成屁话。正义，诚然有战胜邪恶的时候；然若加上“必将”二字，把它变成普遍适用的人间真理和规律，却是不折不扣的屁话。朱允炆与朱棣这对叔侄，同为帝王家人，同是专制体制的代言人，本来不必以他们来区分什么正邪。但仅就这两个人之间比较而言，朱允炆绝对比朱棣多一些“正义”，朱棣绝对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恶”，这个事实一万年也改变不了。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举其特出者：一、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军，单丁者放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军，全家世代为兵，实际上是变相徒役；建文此举，不仅仅是裁军，更有解放生产力的积极意义）。二、赐明年全国田租减半，释放所有充军者及囚徒还归乡里。史家评为“不易得之仁政”｛16｝。三、取消朱元璋为报复江浙人民支持张士诚而制定的对两地加倍征收田赋，以及禁止隶籍两地者在户部任职的政策，使其田赋水平与全国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后，又恢复了洪武旧政）。四、宽刑律，改革洪武时期“重典治国”之弊，朱允炆认为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善待各阶层人民】，共享和平之福”｛17｝。时人记曰：“【新政实行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18｝五、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州并县，四年中撤州九个、撤县三十九个、撤各种税收机构（巡检司、税课局等）四百余个，力度之大史所罕见，抑制或缓解了“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19｝的政治腐败，足证明建文确有意于减轻人民负担。
所以，朱允炆当政虽只四载，但历来评价很好。正史称他的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颂德焉”｛20｝。民间和知识分子更不吝赞美，如“四载宽政解严霜”｛21｝，“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22｝。“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23｝所谓“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即指建文年间，朱棣篡位后，革除了建文年号，将建文这四年并入洪武年号，故有此说。直到近代，史学工作者仍于调访中发现，“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朱允炆】为鼻祖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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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8）
削藩这件事，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权威角度来说，当然也是“正义”的。
然而，朱允炆“正义”来“正义”去，管什么用？他不光让“不正义”的朱棣战胜了，而且是被轻而易举地战胜的，他绝无还手之力，根本不堪一击。这原因实在很简单：朱允炆空有“正义”，却没有富于战斗力的军队；空有“仁政”，却没有狠鸷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样的正派儒臣，却没有姚广孝那样的阴谋家，以及以宦官为代表的为着私利而叛卖而投机的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小人。
对朱允炆削藩，历史学家多以为不明智，就连我素仰的明史大家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词。《明清史讲义》这样讲：
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其书屋号曰“正学”，所以后人也称他“方正学”。】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一位大臣】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
孟先生虽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评其师方孝孺，间接批评了建文年间的削藩决策。意谓：古有前鉴，汉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后来武帝变换方法，不用武力，通过权术阴去藩王势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实际上，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创诸藩，武帝时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我看本就可疑。况且，汉明之初的态势，看似相类，细察却很难等量齐观。汉初诸藩势力远不能与明初相比，内中更无一人，危险强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棣之叛，迟早而已。远在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种种迹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遗余力销毁、焚埋各种证据，我们仍可从幸存下来的稗史里看到不少这类记述。如，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朱棣有一次见到朱允炆，竟然手抚其背戏谑道：“不意儿乃有今日！”｛25｝
有这样一位枭雄叔父在，朱允炆削藩是削亦反、不削亦反，削得削、不削也得削，并无别的选择。但凡读读《奉上天靖难记》，便没人怀疑，朱允炆被推翻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今上皇帝【朱棣】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
他是这样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允炆削与不削，结果有何不同？或许不主动削藩，朱允炆可在皇位上多坐三五年？或许等朱棣觉着时机成熟时将他推翻，朱允炆的下场会体面些？这有意义吗？
等待和忍耐，并不能救朱允炆，反将使他更干净利落地束手就擒。削藩，虽然冒险，虽然胜算不大，却至少还有那么一点机会。
这机会一开始不单出现过，而且显得很大。倘若燕世子朱高炽及其两个弟弟高煦、高燧不被纵还北平，倘若朝廷布控得更严密些，任用于北平的文武官员处事更果断、能力更强，倘若事先早做周密准备，而能在朱棣起事之初立即将其扑灭……历史都可能被改写。总之，削藩绝非不可为之事，只是没做好，搞砸了。朱允炆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禀性里又欠缺狠辣元素，更兼所信赖的大臣俱书生之辈，并无一个能撑得住局面，｛26｝而当朱棣叛帜既树，朝廷派去讨剿的将领又极低能（本事大的将领早在朱元璋生前被一一除掉）。显而易见，凡实际而重要的方面，朱允炆比之朱棣皆落下风，空有正义在手，顶什么用？
建文元年（1３99年）七月初四，朱棣起兵，至建文四年（140３年）六月十三日攻入南京，时仅四年。这四年，燕军如何节节胜利，王师如何节节败退，都是老套子，不说也罢。唯有一件，所谓“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所谓“顺民心者得天下”，在朱棣、朱允炆叔侄间，似乎这一回给出的是别样结论。朱棣篡位后，极力封杀言论，以致后人难窥当时真实景况。不过民间口口相传，终于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一直到1628年的晚明，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里，仍记述了故乡“父老”间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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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9）
及燕师【朱棣军队】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27｝
从1402年至1628年，时间已流逝二百余年，上述传说仍旧不泯，仍旧为“父老”（代指民间）津津乐道，足见1402年那一次的改朝换代，绝非“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绝非“顺民心者得天下”。也难怪顾起元在引述“父老”所传之后，发了这样的慨叹：“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一语，可由《建文皇帝遗迹》《革除逸史》《革除遗事》《致身录》《姜氏秘史》所述得到佐证。南京未破之前，在抗击、抵御燕军的四年中死难的守臣便已不少，尤可瞩目的是，朱棣既下南京、建文下落不明以后，不降、不合作直至慨然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朱棣大开杀戒前，何尝不欲以怀柔之术揽归人心？可他却一再碰钉子。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三位近臣，到铁铉、陈彦回、姚善、郑恕等，凡是当初坚定反对朱棣的，被执逮后，虽经劝诱，竟无一人肯降。如兵部尚书铁铉，“太宗【朱棣】践祚，用计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顾【正眼相看】，终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顾【视】，乃碎分其体。至死，骂方已”｛28｝。甚至朱棣刚刚兵临南京城下，一个名叫龚泰的普通官员（户科给事中），就当众从城上跳下自尽以示抗议，给朱棣一个下马威，“燕王闻泰死，大怒，命剉【碎】其尸”。朱棣破城后，官员投水、自刎、自经、自焚的消息更从各处纷至沓来，举家死难者也不少见。其余，或弃官，或消失，“变易姓名、隐迹山谷者，不可胜纪”｛29｝。这样的故事，虽经朱棣全力掩埋，但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存数十件，可见当时实际所发生的，实远不止此数。
天启年间，徐兴偶然发现当年史仲彬所著《致身录》（约写于永乐初年），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话：“顾文皇讳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