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决战[孙挺信]-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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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汪精卫应东条英机首相之邀，抵达东京访问。在首相官邸举行“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东条英机向汪“主席”面告了御前会议的决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同生共死，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战争。
东条英机也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缔结基本协定。”
两人最后商定：于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汪精卫的宣战实际上是汪对蒋的宣战。汪精卫的宣战也有其自己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就主动提出对美、英宣战，企图以宣战来提高伪南京政府的威望，与日本“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日本一直阻止汪伪宣战，原因有三。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不好控制；其二，毫无实力的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实在自不量力，徒招耻笑；同时，也会被同盟国认为是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也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宣战，很可能更加失去在中国的民心。“
现在，东条英机迫于战争形势，为了从中国脱身，不得不这么做了。
1943年1月6日。
日本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
东条英机为了让树立南京政府的行动取得最佳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和南京政府对美、英宣战。
1月9日上午。
汪精卫戎装裹身，挂上将军衔，精神抖擞地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
接着，汪精卫和东条英机政府签订了《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汪精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通过和平救国，做出了一件历史性的“伟大”的“爱国壮举”。
在1942年12月21日的东京御前会议上，日本还决定“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日本断绝同蒋介石的一切和平探讨，决不是真要打下去，而是另有图谋。但是，东条英机鉴于以往的教训，清楚地感到，如果被蒋介石看穿了企图，不但不能从中国的泥沼中拔出来，反而会被拖得更久，陷得更深。于是，东条英机政府必须表现出战胜的信心，摆出一副准备打一百年一千年的架势。
事实上，东条英机首相也并非真正断绝与重庆的和平工作，在决定“断绝”时，同时规定：（一）对重庆的和平工作，转由汪精卫政府继续来做。日本内阁首相进行指导，但要指导得十分秘密，由首相“直接与汪主席联系”；（二）日本方面应禁止一切暗示对重庆和平之类的言论宣传。
日本现在的和平工作，恰似安着套儿抓小鸟。抓鸟人虽然迫不及待，但必须隐藏得不露丁点儿蛛丝马迹，否则，鸟儿就飞了。
在做了以上一系列手脚之后，东条英机首相认为还应修订1940年11月30日汪和阿部信行签订的那些条约，因为那些条约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战败国对待的。现在，“新中国”既然已经向美、英宣战而“独立自主”了，日、中也应该重新订立一个冠冕堂皇的平等条约——日华同盟条约。
日华同盟条约的焦点是日方自动放弃在华驻兵权。这引起了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投入那么大兵力，作出那么大牺牲，如果放弃驻兵权，就一点油水也没有了。
外务省重光外相坚决主张放弃驻兵权。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中国脱身，而不是谈条件。他说：“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全面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则无望。今后日本新政策的基础必须向中国民族表明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新政策既不是以汪精卫为对手，也不是为了与蒋介石进行讨价还价，而是日本通过国民政府（汪伪南京政府）以全中国国民为对手，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日本人的真意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蒋介石借以动员民众进行抗战的借口。才有可能结束战争。”
东条英机支持重光外相的主张；于是，促成了1943年10月30日《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东条英机首相认为，《同盟条约》的签订已把中国人抬上了非常体面的舞台。签约的当天，他还煞有介事地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
……帝国政府期待遵循日华新条约的根本精神使两国关系有划时期的发展，同时对中华民国完成独立自主，今后将不惜给予一切支援……
同时，汪精卫也发表了长篇声明；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过去日华两国的方针不能相容，今则完全一致树立起永久友好的关系。现在所需要的唯有重庆方面重新予以考虑。这从大局来看，当然也对中国本身有利。因为日本履行撤兵，中国领土内的战争状态将立即解消。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已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希望重庆方面的将士及民众应该明确认清事态，迅速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现在为时尚不为迟。延迟一日即贻误一日……。
不管日本人和汪精卫耍出何种“把戏”，做出何种姿态，对蒋介石来说，你日本人把中国人打了一顿，又扶置了一个想取代我的汪某政府，现在想屁股一拍，一走了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仗，是一定要打下去的。
2
中日经过几年交战，日军死伤严重，兵员枯竭，战力下降。更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战前1936年度，日本武器生产只占国民收入2％，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为4一5％。日本经济界认为。武器生产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可以刺激国力增长，保证国家作战能力和国力同步发展。
由于日、中战争爆发，日本的军工生产急剧上升，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1938年增至12％；1939年增至16％：1940年增至26％；1941年增至30％；1942年增至35％；到了1943年，整个日本工业系统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厂矿在造枪、造炮、造子弹。造成日本工业的骤然衰退，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日本是一个能源、资源极度贫乏的工业国家。由于美国的废钢铁、石油等物资对日禁运，其他国家也步美国后尘，纷纷与日本断交禁运，使日本工业断了源，完全被卡住了脖子。
1940年，日本和所属殖民地朝鲜等地严重干旱，稻谷产量大减产。这就使日本的大米和食盐供应出现了恐慌。以后，逐年感到吃饭困难，只得依靠在外国的占领军就地抢粮和掠夺被占领国的资源过日子。
日本人自己吃不饱肚子，却背着个大大的包袱——汪精卫的“新中国”。
汪精卫“还都”不久，南京城内闹起了米荒，物价飞涨，市民震怒。不仅贫民百姓买不到米，连伪南京政府的官员、警察都买不到米。汪精卫只得向日军请求紧急援助。
1943年以后，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下的疆土上，更因物价暴涨而濒临绝境。日本人不得不倾囊相助，以防止南京政府崩溃。7月14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对华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由日本向华中和华北灾区，一次运送黄金二十五吨。
作为对日本的报答，汪精卫号召伪区人民大量捡拾破铜烂铁，支援日本。
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区到处都可看见收购废旧金属的人。
在武汉市，日本侨民团组织了许多妇女小分队，到处开展献铁宣传。有的小分队守候在各剧场门口，要求入场的观众凭票捐出废旧金属一块。无论是一个硬币或其他什么破铜烂铁，多少都得带一点，否则，不许进入剧场。
汪精卫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各县政府，都成立有合作社。伪南京政府命令合作社在各地强制收购五金物资，以供日本造枪造炮造子弹之用。
日本奇袭珍珠港之后第五天，武汉地区的日本宪兵配合警备队，半夜以后突然宣布特别戒严，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禁止街上居民向楼下张望。日军却趁机开出大卡车，分别将武昌和汉口市区的下水道的多孔铁盖板全部撬走，装上轮船运回日本。
汪伪人员将武汉城所有大、中型房屋上的金属构件，如铁门、铁梯、铜铁栏杆等等下了个精光，
汪精卫为了把献铁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指令各地成立献铁委员会，专管此项活动。伪南京市府的献铁委员会更是一马当先。积极活动，大收烂铁若干卡车。
伪上海市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回收废金属运动。提出第一期回收铁类三万吨，铜类五百吨，以及铅、亚铅、钨等有色金属若干吨。上海公共租界共有铁门二十八扇，每扇重达三吨，全部被献铁大军席卷而去。旧租界铁制路牌共计八百零八块，也被献铁运动全部掠光。
被深陷于中国战场的大日本帝国的日子，绝不比蒋介石好过。
3
根据汪精卫对同盟国宣战后的需要，日本方面允许并帮助其组建、扩编包括保安队、警察部队在内的九十万人的伪军。
1943年3月6日。
日军大本营就组编汪精卫的伪军一事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1454号指示，即《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整备指导纲要》。指出扩编整训后的汪伪军由原来“维持和平”、“治安”的职能，转变为野战军性质，担负协助日军作战和独立地对蒋介石军队作战。
1943年春季，以武汉地区汪伪军打头阵，发动了对鄂中玉劲哉的进攻和围剿。这次战事是汪伪军转变职能后的第一次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大规模作战。
中国陆军第128师师长王劲哉，是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人物。王原为杨虎城西北军的一个旅长，抗战初升为新编第35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在徐州会战中立下战功，曾受到蒋介石传令嘉奖，并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荣誉纪念日颁予王部，命名为陆军第128师，拨归汤恩伯集团军序列。武汉会战时，汤司令将该师尚有战斗力的第382旅调去充实其他部队，第128师剩下的兵员连同轻、重伤兵共计不足一个团，受令开到湖北咸宁、蒲圻一带自行整休补充，对此，王劲哉对汤恩伯恨之入骨。
王带着他的残部来到鄂南，好一阵子也没把队伍恢复起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部队纷纷后撤；汤恩伯命令他撤退到湖南去。但他想，我现在是个光杆司令，到哪儿去都一样，便决计不买汤的帐，就呆在鄂南算了。
谁知他却等来了大好时机。
旷日持久的武汉大战后，丢失在广大战场的枪枝、弹药和各种武器不计其数，当地青壮年随手可捡几杆枪。于是，这些有了枪的人们便纠合起来，纷纷拉队伍、建组织。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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