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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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
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
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
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
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
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
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
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
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
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
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
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
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
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
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
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
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
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
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
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
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
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
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
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
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
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
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
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
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
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剩余既无门径远走高飞作有益的投资，小自耕农般又胼手胝
足缺乏资本（小自耕农实际上也是小本生意人．春种秋收间的生活费也是一种投资），
则韩丁所叙“剥削”在客观条件上已无可避免。他们在亲戚邻合间的抵当借贷有时
只以口语为凭，不一定见文书，倒可以经乡间的强人如保甲长及缙绅强制执行，因
为不如此则关系地方治安。有时候尚用不着麻烦衙门里的父母官。
中共已把这癌症式的复杂情形大刀阔斧肃清。有了以后历史之发展，才使我们
了解其真意义在豁除社会组织上的含糊情形，并非将私人之存积资本全部禁绝。在
经济发展的程序上讲，中国迄今在“原始存积资本阶段”，大多数人民尚没有享受
到机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从狂热分子之主张，将私人财产整个不要，只
能使全面贫穷更恶化。这错误既已被认识，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
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
之困难。
目前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时下标语概括之，可谓“致富是一种光荣”。这趋
势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扩张国民经济的运动，其规模如此庞大，不能不招
致私人参加。譬如，即使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全属国营，它也需要无数零件供应者，
服务性质的行店更不可少，如卖汽车的特约经纪与加油站，更有供应快速食品的餐
馆和车行取款的银行柜台，又有训练女速记员和汽车旅馆经理的学校。说国家经济
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
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
招致私人企业也是承认个人财产权的办法。此事之重要尚未尽为人看出。这当
中的关系有立法的意义。一种事业经过批准，其特权应当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
不时将其撤销，则授权者应有权要求赔偿。在这种特权上存积之财富也不当受政治
运动骚扰。如是，私人财产权逐渐巩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础。
从王安石失败的故事，我们也可以获得当前的教训：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
上端无限制抽税的权力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井没有实际上的结构，各级
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总之即无从考核。这样也落入一种离奇的局面里
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税重而喘不过气来，上端国库的收入则不足预期数量。这也可
由最近的一个情形看出：
东北的鞍山钢铁厂有好几十所厂房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上。在最近之前，北
京的钢铁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产的吨数。财政部则以为它是一种财源。省政府与市
政府也要求它将钢材拿出来贡献本地的建筑。如是各方争论不已。技术上的问题也
可能牵扯一段思想上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最后只有提出一段建议，这企业应
当视为一种国营事业，让它自身决策牟利，不过同时向国家和辽宁省两头缴所得税
（可是本书出版之日是否照这建议办理，不得而知）。增强私人财产的权利也无非
同样的将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卫的权力，影响所及，各选区也可就本地的
特殊情形强调它们的本色，回头作特殊的贡献。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
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
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
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复古
［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带讽刺之意）。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与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须具
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在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时，是否在长期的历
史意义里与它前任的行动相衔接。在现在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作否定的答复。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
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国能自由行动之处，无非自它前任而
得来。纵使功劳不加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头上，至少也要归功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运
动。
再从中国整个历史看来，这长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衔接。中国专制时
代的第三帝国历时543年，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性格。它的体制既如此的与新时
代大相径庭，故改造起来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这情形也和17世纪的英国大致相似。
资本主义体制
再回头提到中国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我们必须郑重再三声明，这问题只
能有条件的答复。要是不加思索，也可以直率说正是如此。如果时装广告牌出现于
人民大会堂不过一箭之遥的地方，有冰箱和冷气的高贵汽车供私人使用，而且新企
业以出售股票筹集资本，那就难于解说这些事物仍属社会主义范畴。可是从历史上
看来，“资本主义”这名词从西方传来，到底有它欧洲之背景。如果将四周牵扯的
事物一并拿来讨论，也可以从狭义的说资本主义只能由市民之特权（municipal fr
anchise）作基点产生。不论从内从外着去，资本主义总是和自由城市结不解缘。因
之市民阶级（bourgeoisie）有了他们的绝对优先权。也因此，私人之资本总是在公
众生活中构成特殊影响。中国的革命，从毛泽东的故事看来，则主要的是由受过教
育的年轻人领导农民发动。在后来建国过程之中，中国人发现西方和日本所创以货
币为主的管制方式不能避免。从这一点上模仿过去，邓小平影响下之中国才有了一
种所谓资本主义色彩。可是这色彩与内容之间仍有极大区别，不仅方面多而且内容
深。
虽有最近的放松管制，但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从未宣布它将放弃在很多事业上的
专利，这专利及于冶金、炼油及化学工业、机械工程、造船业、交通事业、保险业、
对外贸易、传播事业甚至旅游事业。这些事业是国民生产值中之极重要部分。目前
的解放，仍只是管理的人员有行使职权之自由。私人企业还只限于小商店、食品供
应零售业和若干政府本身不能生利的事业。并且很多事业尚且是拨归私人办理，不
过是“承包到户”，出之以合同的关系。此外公办私营的范围已扩大，人民公社可
以说是停止了本身的操作，因为食品生产已由农民自己作主、可是尚不能说公社已
经废除，因为它们仍是原则上的土地所有人，将土地租与个人。政府也仍在收购食
物，管理其分配并厘定其价格。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性格。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先进
国家管理的技术，并无肃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形态的趋向。
矛盾与解决
不过，从西方眼光看来，中国自相矛盾的情形极多。此中的混淆也由于某些人
士过度渲染，他们好像将经济合理化的运动牵扯到极端，不到局面破裂不止。另一
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②当作革命
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之为自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和某些集体行动之性格有长久历史根据（详以上各节，尤其
第二章所叙），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这原
始型色彩造成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参加商业战争等等，在20
世纪巳不能照办；开头如此的国家也早将这些办法革除。要是中国还将它们之所遗
弃当作出发点，也是不可思议了。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保持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
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制其过度发展，也是孙
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示的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