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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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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哥即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宣其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所以,桑哥专政后,“组织部”归于“财物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精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3)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萨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萨”到了元朝后期,滥竽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忽必烈时代,怯萨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才激身为怯萨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半于大内”,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党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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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1)
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2)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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