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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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把“五虎”、“五彪”立即绳之以法。三法司审议的结果，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剥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田尔耕、许显纯逮捕法办，杨寰、孙云鹤、崔应元削除官籍。显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长是有意包庇纵容，重罪轻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人根本就不必问罪了。朱由检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与“阉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谓“香火情深”，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虽然没有从严惩处，但毕竟开了一个头，表明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已经逐步撒开，当年那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露出水面。
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启元年（1621）晋升为礼部尚书，与魏广微一起投靠魏忠贤，于是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为人阴险狡诈，两人一起助纣为虐，人称如同奴仆一样尊崇魏忠贤。顾秉谦在天启四年至六年，担任内阁首辅，凡是陷害忠良的“谕旨”都是由他起草的，而且担任《三朝要典》总裁，为“阉党”制造舆论。天启七年（1627），他已退休回到昆山老家。崇祯元年（1628）正月，工科给事中祖重晔揭发他，勾结魏忠贤，献媚图宠，居然手捻白须甘愿自认儿孙，丧尽廉耻。
刘志选、梁梦环、刘诏、杨梦衮、李养德、朱童蒙之流，则是另一种类型。
天启初年，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还嗜好官场钻营，被魏忠贤看中，提升他掌管京城外围的顺天府。此后，他更加阿谀奉承。魏忠贤打击国丈张国纪和皇后张氏，图谋把侄子魏良卿之女立为皇后，刘志选积极配合，诬陷张国纪，散布种种流言蜚语。
御史梁梦环，把魏忠贤视为父亲，以干儿义子自居，参与杀害杨涟，配合刘志选，弹劾张国纪，企图动摇皇后张氏的地位。
蓟辽总督刘诏，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以干儿义子身份为魏忠贤建造四处生祠；先帝病危时，派兵三千逼近京城，听任魏忠贤、崔呈秀指挥，妄图发动政变。
诸如此类的宵小之徒可以举出很多。御史张纩对这批人依附魏忠贤的手法作了归类：
有显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类；
有隐而附之者，如高呼“九千岁”之类；
有直而附之者，如动辄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类；
有曲而附之者，如与魏良卿结拜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之类；
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宝讨好之类；
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钱财为公忠，以迫害忠良为精明，驱除魏忠贤仇恨的官员，推荐魏忠贤喜欢的官员之类。
御史高弘图接二连三上疏，反复强调：“五虎”、“五彪”之流对于魏忠贤，不过是以杀害忠良来献媚；真正颠覆社稷、动摇宫闱、妄图反叛的党羽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罪状超过“五虎”、“五彪”，应该严惩。
在这种政治风浪之下，一些善于变色的两面派，以及隐藏较深的人物，陆续被揭发出来，例如杨维垣、霍维华之流。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弥缝”——为自己填补漏洞，洗刷、粉饰，妄图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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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阉党，除恶务尽（3）
御史任赞化在奏疏中指出，天下最怕的不是真小人，而是伪君子。伪君子是谁？就是改头换面的太仆寺少卿杨维垣！杨维垣原本与崔呈秀是一丘之貉，他之所以攻击崔呈秀，除了“丢车保帅”的障眼法之外，目的在于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对此，任赞化刻画得十分深刻：杨维垣看到“阉党”即将失败，迅速“翻身于局外”，妄想借攻击崔呈秀，使自己“立身于风波不到之地”。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以后，指使有关衙门对杨维垣这个机灵善变的脚色进行审查。几天以后，御史邹毓祚揭发，杨维垣是魏忠贤的党羽，投靠最早，占气最先，眼看苗头不对，立即见风使舵，赶快转身，贪天之功为己功，为自己涂脂抹粉。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朱由检下达谕旨，革去杨维垣的官职。
兵部尚书霍维华也被揭发，他是阿谀奉承魏忠贤而一步步爬上来的，所谓“满面骄容，浑身媚骨”，三年里面由一个小小的给事中爬上了尚书的高位。此人善于“占风望气”，魏忠贤得势时，借刀杀人不遗余力；魏忠贤失势时，马上摇身一变攻击魏忠贤，博取“反魏”名声。给事中阎可陛、汪始亨以及御史戴相，分别揭发霍维华其实可以列入魏忠贤的“五虎”名单，比其他几个号称“五虎”的人物更为厉害，人称崔呈秀为“山头虎”，霍维华为“云中虎”，两人狼狈为奸。因此当时官场盛传一句政治谚语“蓟州当前，东光接步”，意思是：蓟州人崔呈秀走在前面，东光人霍维华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朱由检下旨，免去霍维华兵部尚书之职。
愈来愈多的达官贵人在清查中显露原形。原任户部尚书黄运泰、原任兵部尚书阎鸣泰，向魏忠贤“摇尾乞怜”、“奴颜婢膝”、“如鬼如蜮”，因而官运亨通。原任工部尚书孙杰，身边藏有“袖珍手册”，上面罗列朝野正直人士的姓名、事迹，称为“门户”（意为朋党），随时提供给魏忠贤打击异己时参考。这些人都遭到“削籍”的处分。
已经死去的原任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也没有逃脱。此人因为与魏忠贤同乡同姓而格外受到器重，他自己干脆与魏忠贤认为“同宗”，以亲信自居。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指出，起先专横的魏忠贤还有点忌惮内阁，自从魏广微卖身投靠以后，就可以利用内阁攻击外廷。于是乎，阉党气焰嚣张，毒遍海内。朱由检原本考虑到此人已死，不想追究；待到罪状明朗化以后，以为非惩处不可。他在谕旨中指出：魏广微借重魏忠贤的威势，钳制朝政，把国家大权交给逆党，是毒遍海内的罪魁祸首。为此，决定取消他的功名，追夺他的恩荫，警戒那些附奸不忠的大臣。
与魏广微沆瀣一气的顾秉谦，此时仍在昆山老家逍遥自在，几次弹劾都未能扳倒他。当地百姓怒不可遏，终于引发出六月五日火烧顾府的民众暴动，知县衙门慑于众怒，束手坐视，不加干预。揭发顾秉谦罪状的传单到处流传，群情更加激愤。七月十三日，百姓聚众捣毁顾府部分房屋，七月二十四日人群冲入顾府，洗劫资财，纵火焚烧。年已八十的顾秉谦仓皇逃命，窜入一条渔船躲藏，才幸免一死。
销毁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
前贤有云：“史论即政论。”对于历史的评论，往往被用于###。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要慨乎言之：“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三朝要典》的出现，也是如此。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得势之后，为了迫害忠良、擅权乱政，而炮制的舆论工具。这部书篡改历史，打着重新评判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幌子，编造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因为在这“三案”中遭到正直人士非议的官员，大多投奔到魏忠贤门下，他们想洗刷身上的污点，必须颠倒是非，篡改历史，迫害那些与“阉党”殊死搏斗的正直人士。它的出笼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首先出马的是御史杨维垣，他推翻“梃击案”的结论，导致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王之寀被革职为民。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4）
接着给事中霍维华全盘推翻“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攻击了刘一璟、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正直官员。霍维华的这篇奏疏洋洋洒洒几千字，等于为日后的《三朝要典》奠定了雏形。无怪乎魏忠贤要对他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
天启六年（1626），经过几个月的炮制，二十四卷《三朝要典》出笼。这部书的总裁是内阁大学士顾秉谦、李绍轼、黄立极、冯铨，副总裁是礼部侍郎施凤来、杨景辰，以及詹事府詹事姜逢元等。顾秉谦还代替皇帝草拟了“御制序”，企图用这种皇帝“钦定”的方式来统一舆论。
怎样看待这部先帝“钦定”的、并且有“御制序”的著作，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部书与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格格不入，必须予以否定；然而要否定一部有先帝“御制序”的书，谈何容易！如果绕开它，或者搁置不议，那么清查“阉党逆案”势必难以深入，而不了了之。
首先触及这个问题的是，新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他在崇祯元年（1628）三月的奏疏中指出，皇上登极以后，阴霾烟雾完全消失，不过政治是非还未澄清，这就是对《三朝要典》的看法。被《三朝要典》指责为“奸邪”而遭到排斥驱逐的，都是皇上给予抚恤、给予谥号，赞许为“理学节义”的大臣。如果至今仍要把《三朝要典》看作信史，那就没有是非可言了。锦衣卫的许显纯之流受魏忠贤指使，迫害杨涟、左光斗等人，所谓“供词”，都记载在《三朝要典》，难道不应该删除吗？崔呈秀早已抄家戮尸，他的一篇文章还赫然列于该书篇末，难道还要保存，继续和皇上的谕旨对抗吗？
也许别如纶对于《三朝要典》的批判没有抓到要害，特别是它过于强调该书的论断多与皇上圣意相矛盾，显然把朱由检和朱由校置于对立地位，这是朱由检不愿意面对的难题，所以他在批示中一再反问：“有何矛盾？”因此它没有接受别如纶的请求。
一个月以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别如纶删改《三朝要典》的建议，升格为销毁《三朝要典》。这一回，朱由检毫无反感地欣然同意，因为这样就彻底解决了“有何矛盾”的棘手问题。
确实，倪元璐的政治眼光胜过别如纶一筹，他在题为《公议自存私书当毁》的奏疏中，寥寥数语就点破了《三朝要典》的政治目的：“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之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党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这实在是令人佩服的深刻分析：表面上是写历史，实质上是借歪曲历史来镇压反对派。中国历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魏忠贤居然可以借“史”杀人，宵小之徒可以借“史”升官，历史经过他们这么摆弄以后，变得面目全非了。经过这样的分析，倪元璐得出结论：梃击、红丸、移宫这“三案”，已经成为天下之公议，《三朝要典》则是魏忠贤的“私书”，删改是徒劳之举，必须彻底销毁，然后开国史馆纂修《天启实录》，留下一段信史。
朱由检非常欣赏倪元璐的主张，要礼部会同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