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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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祭拜。
按照新朝当局的安排,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到昌平,建造墓穴。四月初三,帝后的棺材“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的坟墓中。据说,下葬那天,只有已经被农民军俘获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在东华门送行,先前的大臣,没有一个前往扶棺执绋,场面显得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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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3)
当时昌平州的一个小官赵一桂,主持祭葬事宜,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下葬的全过程,收录于《日下旧闻考》中。他这样写道:当时昌平州衙门的银库一贫如洗,没有钱来操办此事,由他出面募捐了一些钱,雇佣民夫挖掘墓穴。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四昼夜以后,才见到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第一层石门,里面有享殿三间,陈设祭器、石香案,中间悬挂万年灯三盏。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大殿九间,有高达一尺五寸、宽一丈的石床,田贵妃的棺椁安放在上面。初四日上午,帝后灵柩到达,在祭棚内停放,供着猪羊、金银以及纸扎祭品。哀悼仪式后,把田贵妃棺椁移到石床的右边,把周皇后的棺材放在石床的左边,把皇帝的棺材放在石床的上面。由于皇帝的棺材没有外椁,就把田贵妃的外椁拆下,加装到皇帝的棺材外面。然后关上地宫石门。初六日,赵一桂雇佣民夫一百名,在附近挑土,建立墓冢,用砖砌了围墙。
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改换门庭的官僚们,正忙着向李自成“劝进”,希望早日称帝。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陈演、朱纯臣为首的投降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自成“劝进”。农民军方面的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在忙着筹划新皇帝登极的事。四月初一,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周钟。此人一面和魏大中的遗孤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提议安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文章——《士见危致命论》,把改换门庭的他们,说成是识时务的俊杰。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赞赏不已,周钟因此而沾沾自喜,见到熟人就夸“牛老师”的知遇之恩。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谴责崇祯皇帝是“独夫”。北京的遗老以为是奇耻大辱,想不到魏学濂竟然要抢“头功”,对人说,“比尧舜更多武功”这些话是他想出来的,周钟根本想不到这点。
时过境迁以后,冯梦龙的《甲申纪事》狠狠地抨击了这两个无耻之徒。他感叹道:原先的天子侍从、亲信臣子,竟然说出如此“逆天丧心”的话,还洋洋得意地自诩为开国元勋。他责问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按照冯梦龙的看法,这样的人根本没有面孔活在世上。然而,李自成失败以后,这些人居然厚着脸皮,跑到南京,向南明政权乞求一官半职。
形势实在是瞬息万变。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后,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就仓皇撤离北京。
五月初三,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清朝军队进入北京,紫禁城又由大顺改变为大清。多尔衮为了缓和矛盾,发布公告,声明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进入北京,是为了打击李自成,为明朝“雪君父之仇”。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在五月初六,为崇祯皇帝设置灵堂,允许群臣为先帝哭陵三日。他还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先帝的谥号和祭葬事宜。李明睿向多尔衮报告,拟定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且提议另行改葬。不少大臣以为,先帝既然已经葬入田贵妃墓中,改葬似乎有背礼仪,便把田贵妃坟墓改名为思陵。
如果说,上述举措带有明显的“为尔雪君父之仇”的政治目的,那么顺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即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则是从表彰朱由检的道德层面考虑的。这位年轻的皇帝给工部的谕旨说:“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显然,他认为朱由检是孜孜以求地在治理国家,最后以身殉国,应该予以表彰,否则,后世人们会把他与没有道德的亡国君主相提并论。为此,他特地书写了一道碑文,勒石以后,立在思陵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以垂不朽”。据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灭亡的缘由了如指掌,知道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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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4)
“思陵碑”是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方形建筑,中间有一个龙首龟趺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正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壮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写的“奉敕建明思陵碑记”。享殿中供奉木神主牌位三块:中间是皇帝的,左面是周皇后的,右面是田贵妃的。
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十七日祭扫思陵,失声痛哭,连呼“大哥,大哥”,发自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祭文,镌刻后立于碑亭的东门。文中称赞崇祯皇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看来,这并非为了宣传的官样文章。因为一年以后,他特地下诏重修思陵。原因是,明十三陵中,各个陵墓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简陋而荒凉。可惜的是,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修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今人们在十三陵看到的思陵,依旧是明末清初由田贵妃墓因陋就简改建而成的样子。人们在这个并非亡国之君的陵墓前面,对于他的亡国悲剧,将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或许人们会想起,康熙年间的文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崇祯皇帝的评价。他说,自古以来亡国之君形形色色,有的以酒而亡,有的以色而亡,有的以暴虐而亡,有的以奢侈而亡,有的以穷兵黩武而亡。崇祯并非如此。他“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今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当然这位陶庵先生对于“先帝”也不是一味推崇,指出了他的两大失误,其一是把“内帑”——宫廷的财政积蓄,看作命根子,不肯轻易动用。虽然不断增加赋税,仍然无法满足连年战争的需要,结果,九边军队多年欠饷,体无完肤,怎么指望他们来保家卫国?其二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结果十七年来,三番四覆,朝令夕改,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乾隆年间在文坛颇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全祖望,写了一篇《壮烈帝论》,他的结论是:以他执政所表现出来的明察与忧勤作风,不能说他是亡国之君;以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秉性,不能推辞亡国的责任。他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过错是无法推脱的,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同清朝议和。
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似乎还可以继续争议下去。
“冲冠一怒为红颜”
明清鼎革之际,复社诗人吴伟业(梅村)在回首亡国的心酸往事时,写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圆圆曲》,透过一介武夫吴三桂与绝代佳人陈圆圆的姻缘,寄托对于亡明的哀思。诗的开头几句就把吴、陈的悲欢离合放在改朝换代的大背景下展开: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诗中的名句“冲冠一怒为红颜”,传诵一时,人们用它来解释吴三桂投降清朝的缘由,其实是皮相之见。说来话长,听我细细道来。
陈圆圆何许人也?她出身于一个罪犯家庭,沦落为苏州名妓,天生丽质,才华横溢,因此名闻遐迩。关于她的艳闻轶事,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关于她如何进入宫中,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从苏州花重金买来,带到北京,金屋藏娇。
比如陈维崧《妇人集》中有一篇“姑苏女子圆圆”,这样写道:姑苏女子圆圆,原本是罪犯的女儿,色艺双绝,独步一时。如皋人冒辟疆说,妇人以身材标致为主,姿色次之。而圆圆具有独特的气质——“蕙心纨质,澹秀天然”。崇祯末年由外戚武安侯(按:即田弘遇)得到,安置在别墅中。
又如陆次云《圆圆传》这样写道:陈圆圆,苏州歌妓,无论歌声与姿色都号称天下第一。总兵吴三桂仰慕她的名声,不远千里礼聘,让田弘遇捷足先登。圆圆以不能跟随吴三桂而闷闷不乐,吴三桂更加感到遗憾。
王朝的末路(5)
另一种说法是,陈圆圆由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得到,送进宫里,侍候皇帝,企图分享皇帝对田贵妃的宠爱。
比如钮琇《觚剩燕剩》的“圆圆传”,这样写道:明末,江南经济繁华,崇尚声色之娱,苏州尤其风靡。有名妓陈圆圆,举止娴雅,体态秀丽,极具江南山水的风致。年方十八,在梨园演唱,每次登场,花明雪艳,独领风骚,令观众神魂颠倒。当时田贵妃得宠,致使两宫不和。外戚嘉定伯周奎,因丧葬事务回归苏州,得到陈圆圆,送进宫里,以缓解皇帝宵旰之忧,分割田贵妃的宠爱。然而皇帝忙于国事,无心顾及圆圆,把圆圆送还周府。
尽管说法有些分歧,但是也有许多共同点。我以为,陈圆圆由田弘遇从苏州买回北京,藏在田府的说法较为可信。
吴、陈之间确实互相倾心。陈圆圆这位多才多艺的绝代佳人,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风流公子冒辟疆在回忆录《影梅庵忆语》中谈到崇祯十四年(1641)他慕名拜访陈圆圆的印象,文字极为典雅,很难用现代汉语转述,不妨援引于下: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燕,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陈姬之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陈圆圆像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陈圆圆在田府,向田弘遇建议,在这个兵荒马乱、人心涣散的时代,应该结交一名将帅作为后援,最佳人选莫过于吴三桂。正巧他奉召入京,你可以与他深情结交。田弘遇有点为难,与吴将军素无来往,一旦厚礼结交容易引人怀疑,何况吴将军进京,公务繁忙,哪有机会可以联络感情呢?陈圆圆说,听说吴将军一向仰慕田府的歌舞,何不以此结交,吴将军必定乐于来往。
田弘遇欣然应允,设家宴招待吴三桂,酒过三巡,陈圆圆翩翩起舞,吴三桂看得如痴如醉。临近告辞时,田弘遇问:如果流寇逼近京城,怎么办?吴三桂直率地说:如果田公把圆圆送给我,那么我可以保证,田公无恙,国家无恙。田弘遇心中明白,既然吴、陈两人都有意,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答应了这个请求。于是,吴三桂带着陈圆圆离开田府,在北京喜结连理。正当他们如胶似漆,亲昵百般之时,朝廷催促吴三桂赶快出关。吴三桂本想携带陈圆圆同行,正在京城的父亲吴襄担心皇帝获悉此事,劝他把圆圆留在京城。吴三桂只得依依不舍地前往山海关。
三月上旬,吴三桂接到皇帝的圣旨,放弃宁远,率领兵马保卫京城。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时,得知京城已经陷落,便退回山海关,与部下、父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