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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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好音，青溪只解说幽深。
真妃递奏烟宵曲，写出明王访道心。因为这个缘故，两人引为知音、知己，经常在一起弹琴、吹箫、弹琵琶、下棋、写字、绘画，其乐融融，其情洽洽。《崇祯宫词》中此类事例几乎俯拾即是：
——田贵妃每当风月清美，笛奏一曲，上极赏之，尝曰：裂石穿云，当非虚语。
——田贵妃工写生，尝作《群芳图》进上，上留之御几，时展玩焉。
——田贵妃每与上弈棋，辄负一二子，未尽其技也。
——田贵妃幼习钟王书法，继得禁本临摹，遂臻能品。凡书画卷轴，上每谕（田贵）妃鉴题之。
尽管伉俪情深，朱由检对于周皇后、田贵妃依然严格要求。
周皇后极有政治头脑，崇祯初年，出谋划策，协助皇帝除去魏忠贤。孙承泽《思陵典礼记》谈到此事，这样写道：“协谋去魏逆，称贤功。”此后，周皇后从不干预朝政。只是到了王朝危急关头，朝廷议论“南迁”，意见分歧时，偶尔表示过赞成“南迁”的意向。朱由检立即追问：谁和你讲的？周皇后自知失言，缄默无语，表示认错。
周奎家的清客陈仁锡，学问极好，曾经为幼年时的周氏教过《资治通鉴》。以后陈仁锡进士及第，周皇后与皇帝一起批阅“进士题名录”，指着陈仁锡的名字说：这是我家探花。朱由检听了“我家探花”四个字，心中不快，回敬道：既然是你家翰林，莫想当阁老！周皇后只得顾左右而言它，才把此事化解过去。
周奎家与某翰林学士联姻，按照苏州风俗举行仪式，用红色锦缎制成花篮送给周皇后。朱由检见到后，追问何人所送，周皇后如实相告，朱由检勃然大怒，训斥道：皇亲不宜与翰林通婚！第二年，他就用“京察”（京官考察）的名义，贬谪了这名翰林学士。
以上这些事例，反映了朱由检防止外戚干预朝政的良苦用心。受到皇帝的潜移默化，周皇后更加小心，经常抑制自己娘家亲戚的特权，更加严肃宫中的礼教。
田贵妃也是如此。他的父亲田弘遇倚仗皇亲国戚的身份，横行无忌，遭到法律诉讼，御史主张依法处理。田贵妃向皇帝求情，皇帝怒气冲冲地说：“祖宗之法不可私！”随即把她罚到别宫思过。田弘遇屡教不改，依然如故，皇帝责备田贵妃：祖宗家法，你难道不知道？再这样下去，必将连累到你。田贵妃大惊失色，连忙告诫娘家人：你们在外面犯事，皇帝已经知道了。如果皇上再次追问，我只有自杀了。田弘遇这才感受到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田贵妃也有自己的锋芒。崇祯十三年（1640），太监曹化淳从江南买来歌舞女子多人，送给皇帝，深得喜爱歌舞的皇帝欢心，一连几个月不与皇后、贵妃见面。田贵妃亲笔写了一份文采斐然的奏疏，劝谏皇帝收心。朱由检看了这份奇特的奏疏，立即写出了更为奇特的朱批，一面幽默地称赞田贵妃：几个月没有和你见面，学问比以前大有长进；一面为自己辩护：祖宗各朝内宫都有歌舞女子，这并非朕的首创。不过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当天就赶往承乾宫，向田贵妃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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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7）
正因为在思想上如此合拍，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十五日田贵妃病逝，朱由检哀恸不已，停止上朝三天。诗人这样吟咏道：笃于怀旧可重亲，花萼难邀雨露新。
毕竟圣明无女谒，昭阳专宠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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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1）
李自成：“嗟尔明朝，大数已尽”
然而，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面临的亡国危机，已经愈来愈迫近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攻占西安的李自成，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向东攻占北京，取明朝而代之。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向山西各地发布一道檄文，以明白无误的语气喊出了“嗟尔明朝，大数已尽”的口号。檄文中指出，自古帝王的兴废，关键在于是否得民心。你们明朝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无法活命。我们义旗一举，四海之内望风归附。本月二十日已派遣前锋军队五十万，百万大军随后跟进。为此特地通告各地文武官员，应该认清形势，早日献城投降。继续执迷不悟的官员，各地民众把他们制服，交给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奖赏，而且可以保住各处百姓性命。如果敢于顽抗，我军所到之处，玉石不分，予以歼灭。
这道檄文，并非虚张声势的恫吓之词。农民军前锋部队已经从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渡过黄河，分路进入山西。在平阳府指挥守卫黄河沿线的山西巡抚蔡懋德，一看对手来势凶猛，赶忙退入省城太原。三晋大地，风声鹤唳，守军望风披靡。
当时朝廷上下对于这一重大军事态势，没有确切的情报，竟然以为是哗变士兵的骚扰。内阁辅臣对于山西官员的报告，一概轻描淡写，不予理会。他们代替皇帝起草的谕旨这样写道：“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那意思是说，只要小心地把他们堵截在山西，不让他们进入京畿地区，就可以了。新科进士程源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建议，应该尽快向内阁辅臣陈演、魏藻德提醒，山西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光时亨等人不以为然。
就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迎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的春节。正月初一，北京城内大风呼啸，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当时人的描写是这样的：“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一些讲究迷信的官员以为是不祥之兆，占卜一卦，卦文上说，将有“暴兵破城”之灾。
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朱由检照例接受群臣的朝贺，实际上是一种拜年仪式。退朝以后，他也为正月初一这样的吉庆日子出现异样气象，十分担忧，只能乞灵于天，请来道士扶乩。沐浴焚香以后，他向上天祈祷：现今天下大乱，请求神仙下凡，直言朕的江山得失，不必隐讳。
道士作法一番，神仙的话语就出现在沙盘上了，居然是一首打油诗：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朱由检原本想听到一些吉利的话语，没有想到如此晦气，自讨没趣，一句话也不说，出去了。他没有料到，道士胡诌的“休想太平年”，竟然一语成谶。
就在同一天，在西安城内出现了“休想太平年”的异样景象。李自成称王，改国号为大顺，改年号为永昌，也就是说，把大明崇祯十七年改为大顺永昌元年，正式表明要和明朝分庭抗礼，改朝换代，取而代之。正月初三，李自成决定，长驱直入，进军北京。只留下少数军队留守西安，主力部队倾巢出动。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领，由平阳攻打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统领，沿黄河北岸攻打怀庆、潞安、卫辉、彰德、大名、保定，对北京形成夹击之势。
按理说，年轻将领刘芳亮指挥的一路，明朝军队的防御最为薄弱，从南面迂回包抄北京，不会遇到多大的抵抗。但是，李自成却把精锐部队布置在北路，由自己亲自指挥，从大同、宣化、居庸关直捣北京。这一线是长城要塞，明朝布置了精兵强将，攻城略地并非易事。李自成的战略方针十分明确，在北京的外围消灭明朝的有生力量，一旦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再无援军可以征调，拿下北京犹如探囊取物。刘芳亮只是迂回佯攻，起到牵制作用，与北路遥相呼应。客观地说，这一战略方针是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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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2）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李自成已经攻破太原，越过太行山，经过真定、保定，可以直接进攻北京。为什么要先去攻打宁武关、雁门关？那是因为宣府、大同聚集了全国的精兵，如果从真定、保定攻打北京，宣府、大同的精兵必定回援北京。因此，仅仅派出偏师进入河北，集中主力越过宁武关、雁门关攻打大同、宣府，把这两镇的精兵歼灭后，转而进攻居庸关，已无“勤王之师”可调，北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终于落入他们的掌中。梅村先生的这种分析，在无可奈何中透露出理性的一面，很有见地。事实也正是如此。
没有料到的是，战略重镇太原、宁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军，竟然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什么道理？长期积累的弊政导致的总崩溃。从嘉靖年间以来，边防军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的军队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阳，二月初二进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宁武关受到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总兵姜瓖不但拒绝增援宁武的命令，反而向农民军投降，大同不战而下。三月初六农民军进至阳和，副总兵姜瑄投降。三月十三日农民军进至宣府，巡抚朱之冯、总兵王承胤投降，宣府不战而下。
情况就好比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一般。明朝难道就这样听任“大数已尽”，无所作为了吗？朱由检和他的大臣们当然不甘心，于是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但是，没有一项是奏效的。
形式主义的“代帝出征”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九，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来的文书，通告三月初十日大兵抵达北京城下，双方展开决战。这显然是对明朝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也是对明朝军队战斗力的极度蔑视，因此公开告知决战的时间。留给朝廷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为一国之主的朱由检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连续几天由于愤怒、疲惫而茶饭不思。上朝时，他向大臣们说出了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罢，痛哭流涕，愤愤然责问大臣们：形势如此，朝廷外面没有人力挽狂澜，朝廷的财政又近于枯竭，怎么办呢？你们能为朕分忧吗？
大臣们一听皇帝打算亲自督师，决一死战，不敢怠慢，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愿意代帝出征。朱由检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难以胜任，一口回绝。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丘愉、范景文、方岳贡等人，先后请求代帝出征，朱由检一概不同意。
这时，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进入内阁的李建泰发言了。他说：皇上如此忧愤，臣子怎么敢不贡献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况，愿意用自己的家财作为军饷，请求带兵出征。朱由检本来就有意让这个山西人带兵出征，听到他的表态，大喜过望，再三嘉奖，并且表示，亲自在京郊为他饯行，显示“代帝出征”的威仪。
李建泰何许人也？他是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进入内阁。史书记载，此人“风骨峭拔”、“性情慷慨”，常常与同僚谈起家乡遭到战火，愿意捐献家财、出征平乱。看来他的挺身而出并非心血来潮，是有思想准备的。皇帝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