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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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所谓“十年不结之局”，是否真的可以了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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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梅上将”督师中原（1）
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正当杨嗣昌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时，皇帝还在为“虏”与“寇”——外患与内忧而困扰。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三日，他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这一问题出谋划策。他的担忧概括为八个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对策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旁征博引，以古喻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历史典故，其一是东汉初年，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光武帝力排众议，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匈奴单于的议和请求，实现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其二是，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由于国力不济，连遭败绩，宰相张齐贤向皇帝建议：万全之策是分清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这种言论虽然隐晦，但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主张与清朝（崇祯九年〔1636〕后金改国号为大清）议和，争取时间全力从事“安内”。
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宋朝对辽、金的妥协遭到后人无穷的唾骂，明朝君臣对于向后金和大清议和，一直讳莫如深。其实，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自从朱由检即位以来，明朝与后金（清）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宁远总兵祖大寿、蓟辽督师袁崇焕、宣府巡抚沈启时都有过类似的接触，杨嗣昌只不过想把这类接触转化为实际成果而已。目的很明显，向清朝方面施放和平谈判的气球，缓和边境压力，以便集中力量平定内乱。
在他的授意之下，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太监高起潜派出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朝方面试探口风，受到清朝方面的礼遇。皇太极表示，如果确实能够议和，他愿意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报告，向皇帝汇报：既然对方有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在宁远谈判，这样就不至于每年都有京师畿辅的岌岌之危，可以腾出手来平定“流寇”。因此请求皇帝准许方一藻、高起潜在谈判中可以“便宜从事”，得到了朱由检的默许。
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写给总督太监高起潜的一封信，信中说：同意和谈，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夏秋必有举动”——意思是兵戎相见。方一藻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函中，极力主张“和议消祸”。杨嗣昌随后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信息，强调指出：当年五省总理卢象升在中原战场已有胜算，由于边防紧急而撤至长城沿线，遗憾至今。假如有人用计谋使满洲铁骑三年不来，那么中原内乱早已平定了。他的意思是，用议和争取东北边疆三年没有战事，集中精力平定内乱。
朱由检以为不无道理，但是碍于皇帝身份，不能明确表态，只是含蓄地命令方一藻、高起潜“细酌”——细细斟酌，相机行事。杨嗣昌以为如此大事，仅仅“细酌”二字不足以压服舆论，一定要皇帝“圣鉴允行”——明确表示同意，边防大臣才敢于放手进行。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和谈，方一藻建议朝廷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的模式，与对方谈判。
朝廷大臣获悉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嗣昌，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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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既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七月初五日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要杨嗣昌与黄道周当场辩论。黄道周一开口就大谈天理人欲，朱由检立即打断他的话，批评他接连上了三道奏疏，动机不纯。因为此次会推内阁大臣名单时，原本有黄道周，他考虑到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没有任用。黄道周解释，他上疏是支持南京御史林兰友与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弹劾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然后与杨嗣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盐梅上将”督师中原（2）
朱由检看不惯黄道周的傲慢语气，表面上大谈伦理纲常，实际上是肆意泼骂。稍事休息后，朱由检为会议做了总结。他先是自我检讨，承认自己不能处理内外交困的局势，不能激发大臣公忠为国之心。话头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大臣们，专心于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提拔一位大臣，马上百般诋毁。随即，他作出决定：黄道周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都给予降职处分。他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杨嗣昌，但是始终没有对和议明确表态。
皇帝既然没有对和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不敢自作主张，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和议尝试就此不了了之。
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果然，到了九月间，满洲和蒙古联军，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直逼北京。不久，京师戒严，朝廷下令征调正在平定内乱的洪承畴、孙传廷保卫北京。
看得出来，朱由检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之后，又把洪承畴、孙传廷调往长城沿线，使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宣告不攻自破。当时杨嗣昌曾经向皇帝建议，洪、孙二人之中应该留一人继续平定内乱，他拒不接受。这实在令人费解，他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这次一反常态？只有一种解释：作为一国之君，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攘外重于安内。假如他能够果断地决定与清朝议和，那么以后的形势发展也许不至于如此难以收拾。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合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从密云东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京师；同时特赐卢象升尚方宝剑，命他总督各路勤王之师，保卫北京。
大敌当前，政府内部的分歧顿时趋于明朗化，卢象升与杨嗣昌的矛盾首当其冲。卢象升反对杨嗣昌、高起潜的议和主张，而受到排挤。继而又遭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心灰意冷，在缺乏粮饷与兵力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十二月十一日在巨鹿县贾庄，被清军包围。卢象升身先士卒，拼死奋战，从早晨鏖战到下午，弹尽粮绝，身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还大声疾呼，从马上跌下阵亡。
一场震惊朝野的战争持续达半年之久，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清军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由于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洪承畴奉命率领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廷向朝廷建议，把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原地对付“流寇”，朝廷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心生疑忌，催促他出任保定总督。孙传廷以耳聋为借口推辞，激怒了皇帝，下令把他革职，逮捕入狱。
洪承畴调往辽东，孙传廷投入监狱，中原战场难道没有后顾之忧了吗？非也。
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崛起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仅率十八人突围，收拾残部后，转移到陕西南部的商洛山中，休养生息。这年年底，他为了重整旗鼓，带了几十名随从，赶往谷城去会见张献忠。这两位同乡战友目前处境迥异，友情尚存。
张献忠设宴款待。酒过三巡，他拍拍李自成的背，戏言道：李兄，何不随我而降，还仆仆奔走干嘛？
李自成仰面大笑，连说：不可，不可。
此时此地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在谷城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真降，否则决不会冒失前来自投罗网；张献忠明知李自成决不会随他而降，开个玩笑而已。随后就接济他一批武器马匹，让他重整旗鼓，日后也好遥相声援。
当时谷城县的士绅亲眼目睹李自成会见张献忠后从容离去，埋怨熊文灿无能，没有命令张献忠生擒李自成将功赎罪。这种埋怨，都是不明底细的空话。熊文灿徒唤奈何，不可能“调度得宜”；张献忠并非真降，不可能“缚闯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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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梅上将”督师中原（3）
张献忠任用秀才潘独鳌、徐以显为谋士，要他们讲解孙吴兵法，打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操练团营方阵、左右营法，日夜策划有朝一日重举义旗。谷城知县阮之钿目睹这一切，心中焦急，又无力干预，只好苦口婆心从旁劝说，要他走刘国能的道路，真心归降，他可以担保张献忠不死，何必自蹈不义！遭到张献忠一顿痛骂，阮之钿从此忧愤成疾，料定将来不免一死——不是死于张献忠之手，便是死于熊文灿之手，在谷城县衙墙壁上题诗一首：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哉杀身成仁，无负贤良方正。
谷邑小臣阮之钿拜阙恭辞从此就蜗居家中，不理政事。
湖广巡抚余应桂身临其境，看得一清二楚，极力反对熊文灿的做法，写信给熊文灿，提醒他：张献忠必反，要他先下手为强。不料他的信使被张献忠巡逻士兵俘虏，张献忠马上据此向郧阳巡抚戴东旻告发：巡抚要杀我。熊文灿得知后，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杨嗣昌本来就对余应桂先前曾经弹劾杨鹤心怀不满，怂恿皇帝逮捕余应桂。余应桂被逮捕后，列举许多证据，向朝廷说明张献忠必反的种种迹象。朝廷不予理睬，把他充军边疆了事。
总兵左良玉也看出张献忠“反迹大露”，多次催促熊文灿发兵袭击。熊文灿搪塞说：他虽怀贰心，但尚未开衅；你虽敢战斗，但部众未集。贸然出击，其他受抚各部必然作出反应，得不偿失。
等到熊文灿自己意识到形势不妙——“张献忠将复叛”，请求朝廷调集四川、陕西军队围剿时，为时已晚。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摧毁城墙，抢劫仓库，释放囚犯。他在过去一年里委曲求全，受到各级官僚敲诈勒索，起兵后，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布告，公布索取贿赂的官员姓名、数量、日期，向当地人民宣布：自己的起兵是熊文灿逼出来的，指责总理熊文灿欲壑难填，勒索贿赂数以万计。这一招，令熊文灿以及那些贪官污吏们羞愧得无地自容。
熊文灿自知纵虎归山，罪不容诛，连忙向朝廷推卸责任。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向皇帝揭发：张献忠包藏祸心，无论愚者贤者人尽皆知，熊文灿受他愚弄，不断为他请官开赏，为他掩饰杀人越货痕迹，有揭露其阴谋者，立即封口；不断向朝廷谎报军情，把明显的反叛迹象说成是“反形未露”，欺蒙太甚。朱由检恍然大悟，悔不当初，下令革去熊文灿所有官职，要他立功自赎。
草包熊文灿听说左良玉要发兵追击，故意走漏消息，并且强留左良玉为之饯行，拖延时间，使得张献忠得以从容地把武器粮食运往房县山中。接到皇帝命他“立功自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