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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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听了这一番话，以为处死他是出于皇上的旨意，登时神色颓丧，不再声辩，连连说：文龙自知死罪，只求大帅恩赦。
袁崇焕毫不松口：你久已不知国法，如果不杀你，皮岛一块国土，就不再是皇上所有了。他面向北京，做了一个向皇帝请旨的姿势，说道：臣今日杀毛文龙，整肃军政，将领中再有这样的人，一并依法处死。臣如果不能五年复辽，请求皇上处死。
说罢，取下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把毛文龙在帐外斩首。处死毛文龙后，袁崇焕对毛部将领说：今日只斩毛文龙一人，安慰海外的兵民，你们照旧供职，报效国家。并且宣布改编军队，分为四协，分别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禄、中军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统辖，皮岛一切事权由陈继盛代管。
次日，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葬礼，在他的灵柩前拜祭，说了非常动情的话语：昨日处死你，是朝廷的###；今日祭奠你，是我辈的私情。
此时此地，袁崇焕的心情是复杂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
六月初九日，袁督师离开双岛，经旅顺口，返抵宁远。
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处死雄镇一方的毛文龙，他毕竟有些忐忑不安，必须立刻报告朝廷。他写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奏疏，在奏疏的末尾，流露出这种不安的心情，向皇帝请罪。他写道：文龙大帅，不是臣可以擅自处死的，臣不觉以身试法，擅自将他处死，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只求有利于封疆，臣不避死罪，现在据实报告，等待处分，听凭皇上降罪，任由舆论评判。臣临奏之时，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这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尽管皇帝赐予他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但是毛文龙也有先帝所赐尚方宝剑在手，与一般边防大将的地位有所不同。何况大敌当前，未经请示，竟然擅杀一名大帅，此事非同小可。无怪乎他要在奏疏中连呼“战惧惶悚之至”、“席藁待诛”了。
他的“战惧惶悚之至”并非矫情之词，情况确实很严重。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大为震惊，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明史·袁崇焕传》提到了这一细节：皇帝骤然获悉此事，心中非常惊骇。考虑到毛文龙既然已经死了，朝廷正要倚重袁崇焕恢复辽东，不便发作。于是下达一道谕旨，对他加以褒奖，并且要求公布毛文龙的罪状，用以安抚袁崇焕的不安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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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5）
朱由检左右为难，从内心而言，他不赞成处死毛文龙，可是又不能因此处分袁崇焕，使得辽东局面无法收拾。他不得不改变先前对毛文龙的优容态度，在六月十八日的批示中，明确支持袁崇焕对于毛文龙的看法。他说：毛文龙悬踞海上，浪费军饷，冒报战功，频频违反朝廷命令，不受节制，要挟跋扈。卿能够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必引罪。几天之后，他又向兵部发去一道谕旨，重申他的意见：朕把辽东托付给督师袁崇焕，巩固边防，恢复疆土，在外的一切军机听任他便宜从事。毛文龙悬师海上，名为牵制，全无事实，欺诓朝廷，雄行跋扈，显露叛逆形迹。袁崇焕目击危机，就地正法，自是行军纪律，事发突然，原不必受朝廷制约。朕已下达谕旨，要他安心任事。
对于朱由检而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已经把辽事全权托付给了袁崇焕，只要能够实现“五年复辽”大计，一切都可以便宜从事，处死跋扈的毛文龙当然难以问罪。
对于袁崇焕而言，处死毛文龙，可以说是一大错误，于己于国都是弊大于利。
从自身考虑，他在处死毛文龙之前曾经发誓：我如果不能恢复辽东，愿意先试尚方宝剑以谢罪；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如果不能五年复辽，请求皇上将臣处死。这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那么日后的下场也许比毛文龙更惨。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袁崇焕杀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从国家考虑，临敌斩帅乃兵家大忌，涣散军心，削弱牵制后金的犄角之势，使皇太极消除了后顾之忧，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龙所言中：“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令人惊讶的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也流露出同样的心情，在归途中赋诗一首，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同室操戈”的遗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诚然，毛文龙确有问题，比如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冒军饷等。但是他在皮岛和辽东有着不可替代的牵制作用，从全局考量，是不应当处死的。他是后金军队南下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似乎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在读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疏后，发表评论，在表示赞赏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毛文龙所在的皮岛，离开后金八百里，固守根本不成问题，牵制敌人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他所控制的旅顺、金州等地，地势险要，距离宁远又近，屯重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大声势，战时可以深入虎穴，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可毛文龙的辖区有牵制后金军队的战略作用。兵科给事中宋鸣梧也指出，兵法强调用犄角之势牵制敌人，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后金“首尾狼狈”。即使袁崇焕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毛文龙的东江（皮岛）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是牵制敌人必须依靠的力量。
有鉴于此，后金始终把毛文龙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屡次派兵征剿难以奏效，试图招降也没有成功。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情，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就叫做“亲者痛而仇者快”。
以后的历史以惨痛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就是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袁崇焕因此而被捕入狱后，官员们纷纷评论。有的人指出：毛文龙的部将有背叛迹象，不胜惊忧，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成为明朝的大患，可以四处出击。有的人因为毛文龙部将哗变，指责袁崇焕是假公济私，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在京城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派去安抚。
但是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讽刺意味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为南下征战中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部队。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是袁崇焕处死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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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6）
几百年以后，历史学家谈起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桩公案，意见十分分歧。
明清史前辈学者李光焘在1940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清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的史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皮岛）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死有余辜。这种毫无回旋余地的过于偏激的结论，与他的论文风格显得格格不入，令人费解。
无独有偶，1980年代研究袁崇焕的专家阎崇年，在《袁崇焕“斩帅”辨》中，从推崇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出发，为他处死毛文龙百般辩护，极力证明他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可惜过于感情用事，难以令人信服。
相隔四十年，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何其相似乃尔！
1990年，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考》，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他援引辽东封疆大吏王在晋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袁崇焕杀毛文龙，实际上是帮助后金消除“肘腋之患”；如果不杀毛文龙，后金“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我以为，尹韵公的观点，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克说，历史叙述应当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这是我们的准绳，也就是说，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恢复历史的真相。我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想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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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1）
己巳之变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敌军越过长城、围困北京的己巳之变（按：崇祯二年是己巳年）。
崇祯初年，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既要对付辽东的后金，又要对付漠南的蒙古。因为这个缘故，朱由检在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朝###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宣府、大同一线，抵御漠南蒙古。并且要求他们二人共同协调边防大计。
王、袁二督师面议的结果，不谋而合，主张是一致的，那就是“抚西以拒东”，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所谓“抚西以拒东”，意思是，在西面用招抚的手段对付蒙古，集中力量抗拒东面的后金。可惜的是，这一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极力拉拢，又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获得同盟军，为他的南下寻找突破口。事实上，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漠南蒙古勾结后金，为后金提供通道，成为不可忽视的隐患。
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
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皇太极率领后金与蒙古军队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的坚固防线，绕道辽西，经过蒙古哈喇慎部，进攻明朝边防的薄弱环节——蓟门。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关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阻击，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
遵化县城距离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蒙铁骑不日即可威胁北京。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
袁崇焕身负蓟辽督师的重任，蓟州镇以及顺天府，都在他的辖区范围之内，敌军兵临遵化城下，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他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现已改任山海关总兵，是一员悍将，又熟悉蓟镇一带情况，由他救援遵化，是最恰当的人选。他接到命令后，三昼夜赶到三屯营（蓟州镇驻地），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和满蒙骑兵展开激战，被流矢射中而阵亡，全军覆没。第二天，遵化县城起火，守军崩溃，巡抚自缢，副总兵潜逃，总兵与妻子上吊自杀。
这显然是袁崇焕没有料到的，十一月初五日，他亲自率领部队增援，并且把部署情况报告朝廷：由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教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保护帝王陵寝，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调度。
十一月初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