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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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引言（2）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1）
从朱常洛到朱由校
朱由检，明朝的末代皇帝，即明思宗，因为他的年号是崇祯，所以也被称为崇祯皇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明神宗）在位，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朱翊钧去世，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继位（明光宗）。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很想传位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遭到朝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才不得不传位于太子朱常洛。
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朱常洛，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登上皇位，对于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的父皇朱翊钧，晚年为疾病所困扰，很少临朝听政，中央政府几乎处于瘫痪境地。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摆脱困境，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然而，他自幼羸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于酒色，一旦超负荷运转，身体难以承受。父皇的###郑贵妃，颇有政治野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够取而代之，不怀好意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后的夜宴，宫女奏乐，翩翩起舞。就寝时，龙床上常常是两名美女轮流“御幸”。本来单薄的身体，哪里禁得起如此折腾，朱常洛终于病倒了。
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身边侍候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让朱常洛服用通利药——大黄，致使病情加剧，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进入虚脱状态。以后，又在郑贵妃的授意下，让朱常洛服用称为仙丹的红色丸药。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一命呜呼。这位明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成为明朝最为短命的皇帝。
郑贵妃原本指望乘朱常洛之死，再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谋求帝位。然而，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九月初六，朱由校仓促继位，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
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父亲虽然是皇太子，却连遭厄运，作为皇长孙的他，当然没有可能接受良好的“豫教”——执政前的系统训练，学识才干比父亲大为逊色，说他不学无术，似乎也毫不为过。明清史专家孟森说，朱由校是一个“至愚至昧之童蒙”——愚蠢之极蒙昧之极的儿童。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说得更加彻底：朱由校是朱常洛的“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如此看来，难道朱由校是一个白痴？
其实倒也未必。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颇有创造能力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当时的野史，如李逊之《三朝野记》，这样描写心目中的皇帝：除了喜欢骑马看戏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盖房屋，亲自操作斧头、锯子，加工木材，技艺之精湛，能工巧匠都望尘莫及。他使用的一些器具，都自己制作；而且性情急躁，早晨开工，晚上一定要完工。当时的宫内太监刘若愚耳闻目睹这一切，在回忆录《酌中志》中说得更为具体：朱由校制作了一种以水为动力的大型玩具，构思与造型都精美无比：“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
你看，此人的创造发明，思路多么机智，手艺多么精巧，完全可以和任何一位能工巧匠相媲美。但是，他作为皇帝是极不称职的，忽略了皇帝的首要职责——统驭群臣、治理国家。这是典型的“玩物丧志”。每当他埋头制造器物时，斧砍刀削，衣冠不正，任何人不得窥视，只有一二亲信太监可以例外，那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他们二人深知皇上的癖性，专门在皇上专心致志干手艺活时，从旁报告紧急公文，请求指示。朱由校一面继续干他的手艺活，一面不耐烦地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用心去办吧！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听任大权旁落。王体乾虽然地位在魏忠贤之上，却听命于魏忠贤，昏庸的皇帝为魏忠贤专擅朝政大开方便之门。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2）
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
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今属河北省）人。据佚名《魏阉全传》说，他生于隆庆二年（1568），那一年是戊辰年，所以小名叫做“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