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的黄昏-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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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陕西的杨鹤似乎就要死了，他被这些“刁民”折磨得求死不能。他在这个时候居然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向崇祯辞职。
崇祯回答了一句，过几天看圣旨吧。果然，几天后圣旨到达。崇祯皇帝本没有打算把他发配，但见杨鹤抱怨声不断，还要把责任推到皇帝的头上，怒不可遏，立即将其发配江西袁州，把陕西平叛事宜交给了一向以屠杀百姓闻名的洪承畴。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杨鹤对“刁民”的招抚策略失败了。但为什么会失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反叛大军并没有崇祯想得那么简单，于是，他派出了不懂军事的书生杨鹤。当杨鹤毫无信心地到达陕西后，所有该由他调动镇压“刁民”的军队又被崇祯调到北京勤王。本就不想打仗的他，当然顺水推舟，认为事情应该和平解决。他经常提到的“以静处事”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但是，当他成功地招抚“刁民”后，却发现无法安置这些人，因为朝廷没有钱。“刁民”们在大明子民和造反军队之间游走，最终又回归到了造反军队里。
书生杨鹤（3）
事实上，杨鹤的招抚政策本身就有问题，更为可笑的是崇祯居然认可了这个有问题的策略。我们来看，从崇祯元年（1628年）开始的百姓暴动就不下数起。首先是士兵王加印的暴动，然后是马贼高迎祥的造反，接着是张献忠、王子爵、张存孟、王大梁、赵四、神一元等等的揭竿而起。这些人开始造反时的力量并不大，有一些人造反完全是凑热闹，所以，一小股一小股的如张三李四王五的“刁民”名字充斥着陕西山西的贫瘠的土地。
在杨鹤到陕西的那段时间里，最有武装力量可与明军正面接触的只有神一魁，而杨鹤将他招抚了。
我们现在想问的就是，杨鹤为什么不屠杀这些“刁民”，而让他们翻来覆去地耍弄自己？是因为自己是书生，还是的确没有兵可用？
杨鹤所谓的崇祯把兵调走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他总以招抚而养盗的借口。明朝末期参与民变的人的成分很复杂，你对他好，他以为你可欺负。时人就说，盗贼们以杨总督为戏尔。
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杨鹤出主意，要他当时该怎么做。历史已经过去了，就在他拼命招抚的时候，陕西粮道参议洪承畴却痛下杀手大力杀戮“刁民”。且不说他以后做出的混蛋事，单就在镇压陕西造反百姓，对朝廷而言比杨鹤有成效。
杨鹤招抚失败对明帝国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近三年的时间，陕西“刁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增越多。辽东战局也在恶化，而陕西这片大地上的“刁民”正举着火把准备冲出陕西，走向中原。
杨嗣昌的英明（1）
杨鹤被崇祯拿下后，洪承畴与卢象升开始负责陕西剿贼事宜。两人虽然以杀人盈野闻名天下，但“流寇”四起，杀了一个，又冒出了十个。两个人虽然殚精竭虑，但也只是稍稍稳住陕西形势而已。过不久，河南“盗贼”蜂起，接着就是山西，总之，各地纷纷以“起义”的名义开始与大明帝国对抗。
帝国内部，“刁民”惹事；帝国外部，满洲人也不安分，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满洲铁骑像鬼一样出现在长城内。兵部尚书张凤翼咬着牙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与满洲人交战。但是，一战而败，再战再败，三战三败。张凤翼慌得只好选择喝药，据说是每天服用少量大黄。当该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军掠夺完毕退出长城后，张凤翼也退出了人间。其实，他即使不死，也不能逃避下狱论死的结局。同时自杀的还有与此次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
兵部尚书张凤翼一死，朝中已无一位大臣可担此重任。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人可以担当，也不会担当。崇祯皇帝的多疑与焦急让主掌兵事的官员恨不得把兵部这一扎眼的部门撤除。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忽然想到了杨鹤，他想起这位失败者并不是因为他想用，而是这个失败者还有个儿子，已任宣大山西总督两年的杨嗣昌。
此时，杨鹤已死去一年，杨嗣昌正在家丁忧。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根本顾不得当时惯例，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是孝子，人所共知。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他父亲杨鹤死于袁州戍所，正在长城边防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昏过去。众人又是大声呼喊又是掐人中才把他救转过来，但直到半个月后才知人事。他知人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崇祯上疏，请求皇上能恢复亡父的官衔。最后，他略带“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如此，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
崇祯想了许久，又考虑到杨嗣昌此时地位之重要，就颁布圣旨道：“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杨嗣昌了却了一桩心事，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当崇祯皇帝希望他能回朝做兵部尚书时，他居然推辞了三次。首先，他是个孝子，另外，对整个大明帝国了如指掌的杨嗣昌很明白一件事：此时兵部尚书那个位置就像一个火炉子，坐上去的人好一点的会烧得残缺不全，坏一点的就会被烧死。
但皇命难违，他只好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崇祯皇帝对此人的了解是这样的：有才华、办事干练、涉猎广泛、喜谈前朝历史，另外，其文学修养与辩才在崇祯一朝也是不可多得的大臣。
当这位能说会道的大臣出现在崇祯面前时，崇祯皇帝掩饰不住其内心的激动。这一年离他召见袁崇焕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崇祯皇帝所受的煎熬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确切地说，当他一登基开始收拾大明的烂摊子到现在，没有被累死或是被气死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如果说，他当年召见袁崇焕有十分欣喜与期待的话，那么，召见杨嗣昌就是百分的欣喜与期待。召见袁崇焕时，西北还没有“刁民”，而这一次召见杨嗣昌，是西北有“刁民”，东有满洲人。
他看着面前的杨嗣昌，希望这位兵部尚书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将内忧外患一举扫除。杨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祯皇帝的期待与焦渴的眼神。他侃侃而谈，提出了三条他所谓的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这三大方针的后两个方针并没有新奇之处，无非是老生常谈。其实第一种也是老生常谈，杨嗣昌无非是想达到摆脱内外交困的目的。崇祯二年（1629年）与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的满洲铁骑南下，让崇祯皇帝认为外患不平根本无法睡觉，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也让他头疼不已，但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战略上，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提出这种方针，但凡是个人就能提出来，并且都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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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的英明（2）
但这一方针在杨嗣昌这里并没有成为老生常谈，原因就是他实施的具体方法。一般人对“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在没有消灭“流寇”之前该如何处理与满洲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是严防死守，其次是不主动出击，待国内安定后再对付他们。
但杨嗣昌却认为，这还是被动地防守，也要付出精力。他说，与满洲议和。
崇祯皇帝听了大为惊讶，因为在任何一个中原皇帝这里，与外族寻求合作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自甘下贱。可杨嗣昌却不这样认为，他当然也有华夷之辩，可作为兵部尚书的他更有强弱之辩。
多年来在辽东的经历早就让他洞悉明朝不论是兵力、财力都不足以与满洲人抗衡的形势。在他看来，所谓收复已经失去的辽土，不过是几个傻子在说疯话。早在崇祯五年（1632年），他就说：“大家现在都把谈‘复辽’称为时尚，但这时尚早已经不流行了。倘若在天启初年还尚可，那个时候如果能复辽也就复了，但如今到处都在用兵，复兴辽东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他站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五年时间，大明朝的武将们用尽浑身力量也解决不了“流寇”和满洲人问题，他们东奔西走，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事、杀的人有什么意义。
杨嗣昌给了他们答案，如果要使事情有意义，那么，应该这样来做。
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派出一个聋子叫周元忠的去沈阳找皇太极，周元忠到达沈阳是该年四月初四，当时，皇太极正在外面打仗，周远忠并没有见到皇太极，但清朝的大学士希福却对周元忠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五月份，周元忠回到宁远，带来了清朝的一封信。希望明能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讲和之举，否则夏秋间就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杨嗣昌立即向崇祯皇帝报告，并建议关宁五万兵马撤回关门去剿灭“刁民”。但崇祯皇帝犹豫了，他把皮球踢给了边臣，让他们决定是否答应皇太极的条件。皇太极的条件在平时看来是非常苛刻的，但在当时的非常时期，其实并不苛刻。他无非是想要明朝给自己点钱花。杨嗣昌见崇祯皇帝居然不做决定，十分着急。果然，崇祯皇帝的意思一下，立即引起了朝臣的愤怒，他们直接指向杨嗣昌，弹劾他，认为他是奸臣，顺势推出奸臣正在卖国。
杨嗣昌冷冷对道：“当初张凤翼死时，诸位没有一位敢站出来坐这个兵部尚书的位置。因为你们都害怕见到生灵涂炭，但现在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此情况的发生，你们却跳出来帮助此情况的发生。皇上英明，当以慧眼识之。”
崇祯皇帝立即睁眼，打击了弹劾杨嗣昌的官僚，并提杨为东阁大学士。他本以为有了这一官衔和权力，与清军的议和会进展顺利得多。但他错了，首先跳出来攻击他的就是以右中允黄道周为首的东林党。八年前，袁崇焕也与皇太极议和，他们支持。八年后，他们对同一举动却进行了否定乃至打压。
黄道周一天连上三疏攻击杨嗣昌丧服未满不应入阁，又驳他给满洲人银子是千古罪人。杨嗣昌大怒，向崇祯告状，崇祯将黄道周贬出了朝廷。黄道周虽然离开了朝廷，但他的伙计们却仍旧攻击杨嗣昌。在正面攻击得不到效果的情况下，他们又捏造了一些谣言来中伤杨嗣昌。
杨嗣昌就仿佛是坐在一个大熔炉上，他感觉到危机四起，因为那些谣言把他传成了投降辱国的罪人。崇祯这个时候也不想帮杨嗣昌了，这个爱面子的皇帝很担心自己一旦出来帮杨嗣昌会被臣子们骂成卖国贼。
于是，皇太极所要求的银子并没有送去，该年九月，皇太极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崇祯把一直反对杨嗣昌与清军议和的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
卢象升是明帝国一位难得的内战专家，他靠镇压农民武装发家，崇祯四年（1631年）升为按察使。在皇太极此次入侵前，崇祯皇帝召见他，问他有何良策。他说：“我只会打仗。”崇祯就让他去打仗，结果，有一种说法是，对他极为不满的杨嗣昌分了他的兵，他才在巨鹿被清军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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