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王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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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豪族的地方政权根本敌不过全民皆兵的西夏，一下子就被打败而归降了。敦煌住民屏住气息，等着看西夏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结果发现传闻与事实颇有出入。原来西夏党项族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占领军队进入敦煌后，第一件做的事是保护佛寺。
由于耳房门口已用泥土堵住，并且在涂抹灰泥之后画上壁画，所以占领军并未发现里面还有房间，而把经书等东西藏到耳房的住民，这时候也不便于把这件事情告诉西夏官员。
什么！你们干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相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作为不是太可恶了吗？——他们害怕的是会被臭骂一顿。
如果是珍宝，由于人们记着耳房之事，后来总有一天会打开取出。但信仰极强的西夏政权对刊印佛典之事相当积极，因此，藏在耳房里的经书已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了。所以，这件事情便慢慢地被人们遗忘。
敦煌石窟后来荒废了。到清末时，各石窟开始有人居住。关于发现耳房的经过，由于发现者王道士本身的说法就不一致，所以始终未有定论。
“有一天，墙壁的一部分突然塌下，露出一个大洞来——”他有时候这样叙述，有时却说，“我在墙壁上发现一处裂痕，便用线香刺进去。这线香竟然一直刺到里面，我觉得奇怪，所以把墙壁挖开，结果发现墙壁那边是一个空洞，当时我实在吓了一大跳。”
王道士交代别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上记载的是前面的说法，但事实似乎是后者之说较为正确。
线香是吸食鸦片的用具之一。墙壁上的龟裂应该只在表面，一炷香能刺进那么深，的确令人产生疑问。王道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挖开墙壁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是不希望让人知道他有抽鸦片烟的习惯，所以编出墙壁倒塌的故事吧？
王道士向衙门报告这件事，但敦煌县的乡下官吏当然不可能知道藏在耳房里的古文书之价值。
就由你妥善保管吧！——官吏好像对王道士说了这类的话。
在敦煌发现古文书的消息被刚好在附近的外国探险家听到，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向王道士买走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法国人伯希和闻讯赶到。不久之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也购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据说，在耳房里发现的古文书多达二万件，但由于一张纸和一本厚厚的书都以一件计算，因此，由这个数字来推测数量之多寡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不少文书上面写有日期——时间都在十世纪以前，所以我们因而得以推测那批古文书是于西夏攻打敦煌之际被藏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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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气腾腾李元昊（3）
附记：耳房由于是藏匿经书的地方，因而有“藏经洞”之名。关于此一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推测：中国人有“惜字纸”的习惯，一般人绝不糟蹋写有文字的纸张，且禁止随便放置，或揉成一团丢进字纸篓里。尤其经文这一类的东西。再旧也不得丢弃，因而利用耳房等地方妥善收藏——这是做此推测者的理论依据。其中以用旧的东西居多，但也包含不少写坏的以及为练习而书写的。这样的东西是否有加以藏匿以免被敌人摧毁的价值，是此一说法值得怀疑之处，然而其说法却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论如何，封住藏经洞是西夏来袭的时期。这是千真万确之事。
发现敦煌古文书一事，给学界带来极大震撼。由于屡次战乱，利用纸张书写的文书，在中国已甚少传存。十世纪以前，印刷技术尚欠发达，文书一概利用手写，份数因而极为有限，这也是这类东西容易散失的原因。
原本几乎未见十世纪以前的古文书，现在却在敦煌一举大量出土。只闻其名而未见其物的书籍，也纷纷出现在敦煌。以唐末之###为歌咏对象的长诗《秦妇吟》曾经风靡一时，全文却失传已久，现在连这篇诗文也在藏经洞内被发现，文学史家怎能不为之欣喜若狂？
除了与佛教、文学有关的书籍以外，连摩尼教文献也在这六坪左右的小房间里被发现。
对敦煌出土文献之研究，甚至形成所谓的“敦煌学”，斯坦因带走的文物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伯希和带走的文物则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而到八十年后的现在，这批古文书的整理工作尚未完竣。
镇压河西四郡的李元昊，终于于1038年自称为大夏皇帝，并且使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六个字元号——“天授礼法延祚”。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宋朝廷大怒，将西夏王李元昊的赐姓官爵全部剥夺。李元昊的李姓乃唐朝所赐，自从西夏臣从宋以来，他也已受赐宋之国姓赵，因此，此时的名字应该是赵元昊。
赵姓、定难军节度使以及西平王等，都是西夏获授自宋的姓氏、官爵，李元昊当然一点也不在乎这一切被剥夺，已经以皇帝自称的他，早就把这一切弃如敝屣。
“什么！要剥夺我的官爵？哈！哈！哈！宋国皇帝是在说呓语。我还想取得长安，攻占宋都开封。他有时间管别人的官爵？他应该先担心自己的帝位能不能保住啊！”李元昊呵呵大笑。
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向以党项族无固有文字为憾，他因而创造了新文字，这就是所谓的“西夏文字”。
西夏帝国从李元昊开始持续十代一百九十年，到1227年才为蒙古所灭。而成吉思汗也是在攻打西夏时去世的。西夏文字在西夏灭亡后也继续为党项族所使用。
要取得长安。——做此公开宣言的西夏，当然决心与宋决一死战。
宋动员五十万大军到陕西。全民皆兵的西夏，国力相当强大，致使宋屡次遭受苦战。但一直被西夏压迫的吐蕃和回纥，开始在西夏后方展开扰乱工作，西夏因此也陷于苦战。
得到渔翁之利的是辽。辽使宋陷入苦境，与之重议澶渊之盟，获得更多的岁币和外交关系上的优势。岁币增额十万匹丝绸和十万两银。
宋和辽在新条约下恢复良好的关系，当然为西夏带来负面影响。西夏在与宋的交战上，已无法期待辽的后援。宋与西夏在互动干戈一段时期后，两边都陷于苦境。而宋坚决要求的是，西夏必须对其臣从。民族主义者李元昊后来只有屈服，同意形式上的臣从，但以获得实际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西夏因臣从而获得的报酬是十三万匹丝绸、五万两银和两万斤茶叶。
“我现在才明白爹的心情……”1044年，与宋之间的条约成立时，李元昊呢喃地说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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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的暗潮（1）
英宗甫即位，宫廷内就发生被称为“濮议”的对立意见。一些史家甚至认为，宋后来因党派抗争而摇摆不定，危及国基的开端，完全在于“濮议”。
以金钱购买和平。——宋对辽和西夏支付“岁币”作为和平的代价。长期以来，这种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国耻。
但反过来看，被史家酷评为国耻的“岁币”，却也显示宋在经济力方面的强大。经济力足以负担和平代价，而且还绰绰有余。宋不但养着本国国民，更养着辽和西夏的国民。要算出当时的生产指数是极困难的事，但宋犹较有黄金时代之称的唐朝全盛期富庶，则是事实。
唐的确极为殷盛，但那仅限于贵族社会，连低层阶级也变得富庶，是到宋代才有的事。首都的饮食店到深夜都还生意兴隆。中国开始孕育庶民文化，也是到宋代才有的事。说书、戏剧、各种技艺表演，庶民生活上的余裕产生了这些东西。
宋称得上是经济大国。国家财政犹有余力，所以才有可能担负岁币，但这样的能力毕竟无法长久维持。经济膨胀后，要使之缩小是至难之事，一般的情形是，膨胀现象会与日俱增。
文治主义的宋，并不是说因此就得以减免军事费用的支出。由于以岁币购得的和平极不安定，因此，在军备上还是不得疏慢。由于优秀人才都成了文官，军人的素质相对降低。为弥补这一点，当然需要花费巨额费用。
最明显反映文治主义精神的是文官受优遇之事。在历代王朝中，对官吏的待遇最为优厚的政权，莫过于宋。官吏的薪俸有货币和领取实物之别。货币因时代不同在价值上有所变动，因而甚难做比较，此处只能就领取实物的情形做分析。
唐可以说是官吏相当受到优遇的时代，其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两百六十石，而宋朝同样的从四品官，每年领取的俸米是六百石。唐的从四品官领取的货币是铜钱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文，而依据记录，宋朝同一阶级的官吏领取的月薪是铜钱五万文。
此外，唐的官吏受分土地，宋的官吏则受领绫、绢、罗、棉等实物配给。要在这方面做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概括言之，同一阶级的官僚，宋之官吏领取的薪俸较唐似乎高出两三倍。
除了月薪之外，宋皇帝动辄发恩赏给官僚。大臣生病时，皇帝致赠的慰问金，以五千两银为其行情。仁宗去世时，更以分赠遗物形式，赐给每一名大臣百余万钱。
“遗赐不得辞退，因为这是不敬之举。”
“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拿这么多的钱呢？”
“对，这个金额未免太大了。”
大臣们聚在一起，就这件事情进行议论。这是致赠岁币予西夏并缔结和约的十九年后——1063年。
“先帝陵墓建造工程正在进行。由我们廷臣联合捐赠部分经费如何？”一名大臣提出此案。
“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立刻向陛下申请吧！”
“由谁提出申请比较好呢？”
“我们请君实兄提出吧！”君实是后来写作《资治通鉴》而驰名的司马光之字。
仁宗去世后，继位的是英宗。
“不行！”未料英宗以断然口气拒绝了司马光代表众臣提出的申请，“朕一切自有主张。关于建造先帝陵墓一事，你们以后无须置喙。”
“是……”司马光只有退下一途。他当然完全明白新帝英宗的意思。
众臣提出这个申请，当然出于善意。但他们的确思虑欠周，没有考虑到新帝的立场。——司马光一边退出，一边心里如此想。
被誉为神童、二十岁就中进士、居知谏院要职的司马光，对大臣们的轻率申请，为以代表身份奉言的自己有欠思虑这一点，正深深反省着。
宋第四代皇帝仁宗，在位期间超过四十年，但他是十三岁就即位的，所以并不算长寿。仁宗被称为仁孝宽裕之人，是个很厚道的皇帝，只可惜膝下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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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的暗潮（2）
继位者未定，在封建时代是引起政治甚至社会不安的一大原因。由于仁宗直到中年都未有嗣子，因而有人建言从皇族中觅一养子，作为皇嗣。不过，要做如此进言，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等于向皇帝宣布“你已不可能生孩子”。
在无人敢做的情形下，毅然担负起这项差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司马光。
最后选定的是仁宗之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有许多儿子，宗实是其中的第十三子。宗实在年纪尚幼时就被接入宫中，被仁宗当作养子抚养。但在仁宗万一生子这个考虑之下，他没有正式被立为皇子。直到仁宗去世的前年，宗实才被立为皇子，并且改名为曙。
英宗即位有这么一段来历，他不是仁宗的亲生子。英宗的生父濮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