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王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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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口号，李继迁已依照着自己的宣言，采取军事行动了。
灵州失陷！——听到这个消息时，宋国朝廷为之震撼。
宋将党项族的抵抗视为边境异族的蠢动。那个地方原本有一个叫做西夏的国家，宋未曾对之垂涎，对方却主动地献出国土。如今，他们居然以索回国土为名目动起兵来。
番族出尔反尔，不是烦死人了吗？——宋国对此甚为不悦，因而以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应。
鉴于唐因军阀而灭亡的教训，宋利用将节度使名誉职化的方式，防止军阀出现。有战争就会有军阀诞生的危机，因此，宋对战争采取尽量避免的态度，然而党项的抗宋活动，现在已超越打游击战的范畴了。
除了西夏旧领土以外，连宋在西北的军事基地灵州都为党项族所攻陷。虽然宋以避战为方针，但面临这种事态，却也不能不以认真的态度考虑开战之事了。
宋国朝廷对吐蕃及回纥首长派有使节。居住甘肃西部凉州一带的西藏系以及土耳其系民族，就在党项的背后，其中的吐蕃虽然同属西藏系，却向来就对党项采取诸多压迫，西夏李继迁与辽联手推动抗宋活动，因而也受到吐蕃、回纥这些强敌的威胁。
“党项族之兴亡，完全系于你们的表现，大夏国复兴已成，现在进入扩大版图的阶段了！”往昔的年轻英雄李继迁，现在已不复当年了。不过，他依然亲自站到阵前，在马背上如此激励部下。
战争与和平（3）
“爹，指挥军队之事，请交给我和将军们吧！”儿子李德明如此进言，李继迁却摇头表示不肯。
“你还没有这个本事，我怎么能放心交棒给你呢？”听到这句话时，李德明不禁苦笑起来。
“爹，儿跟随爹奔驰疆场，已有十年了呀！”
“这不是多少年的问题——”李继迁抚着白髯摇头。
这个儿子内心厌恶打仗。——原来老人家早已看出儿子的心理了。视打仗为生存之意义的李继迁，在一次与吐蕃的战役中阵亡，或许他心愿已足，而他的儿子李德明则于葬礼时喃喃自语道：
“爹的生涯未免太凄惨……我要以我的方式度过人生……”
虽有此意，但在机会尚未成熟之前，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和平主义者李德明在因好战之父亲去世而就王位的翌年，与宋谈和的机会立即来到。如果是父亲，根本不会想到利用这样的机会，而正因为是李德明，才会想要抓住这个时机。
李继迁阵殁的翌年（1004年），宋与辽缔结媾和条约，就是所谓的“澶渊之盟”。党项西夏之所以与辽结盟，是因为辽乃宋之敌人，一旦辽与宋媾和，西夏的立场就变得极其微妙。
即使辽与宋缔约，因而失去与之作为同盟国的意义，我们还是要单独与宋交战到底！——倘若李继迁在世，他一定会做这样的宣示吧？
和平主义者李德明却采取与父亲完全相反的政策。
“保持与辽之间的同盟关系，此外，再与宋缔结友好关系。”他采取的不是单独抗战方针，而是双面和平政策。也就是说，西夏同时有了两个主子。虽然在立场上相当复杂，但由于同时成为两强的属国，西夏因而在其后约三十年期间，得以讴歌和平，以丝路交易中继地的角色，得到不少利益。
“这都是托澶渊之盟的福……”李德明常说这句话。实际上，澶渊之盟并非西夏得天所赐，西夏本身就是澶渊之盟成立的要因之一。
宋国内部有宰相寇准之流的强硬派，为主张真宗亲征，坚决反对与辽媾和。倘若宋之国策决定走强硬路线，澶渊之盟或许未能缔结，而宋之所以驳斥寇准这批强硬派的反对，选择与辽媾和之途，完全是因为党项族的西夏对宋的西北国境带来极大的威胁。
李德明是以父亲的坚持抗战而促成的辽宋联盟为踏脚石，成为两强的属国，因而给人民带来和平的生活。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却坚决反对父亲的想法和政治姿态。
“爹不认为臣从于宋是屈辱吗？”李元昊常以这句话对父亲表示抗议。这个时候，李德明总是如此回答儿子：“你还年轻，根本不知道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能过和平的生活多幸福，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李德明多次跟随好战的父亲从军，他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战场的凄惨景象已不知看过多少，因此，他非常不愿意看到在和平时代成长的儿子战斗意识越来越高涨。
“这种日子有什么好？我们西夏臣从于宋，这种屈辱我实在忍不下去啊！”李元昊稍一激动就有前后摇动身躯的习惯。
“在你祖父的时代，我们党项族因不断的战争而疲惫不堪，一直到与宋缔结同盟之后才得以喘一口气。我们现在有这样的锦衣玉食，是与宋和睦之后才有的，我们过去是披着羊皮羊毛的，你知道吗？”李德明说道。
“披着羊皮羊毛有什么不好？我们的民族是以畜牧为生计的，穿着皮毛在行动上反而方便，锦衣只是虚饰而已，与其穿着锦衣臣从他国，不如披着皮毛不用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党项人应该有民族自尊心啊，堂堂男子汉不应当别人的家臣，而要当自己的主人才对。”李元昊摇动身体的幅度越来越大。
英雄之生当王霸，锦绮又何为。——史书如此记录李元昊对父亲说的话。
这个孩子越来越像他祖父了。——李德明望着摇晃身躯的儿子，内心叹道。
杀气腾腾李元昊（1）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元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元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元号。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有一句话叫作“奉正朔”，朔是“初一”，意思是遵循某一国的元号和历法，也就是指臣从而言。
中国的习惯是，只准许奉正朔的属国以朝贡的形式互相交易，以日本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满为例，为期望与明朝交易的他在致国书时，使用的就是明之元号和历法，并且署名为“臣源义满”。当然，日本有日本的元号，但限于国内使用，足利义满在国书上用的是明的元号和历法。
于李德明缔结对宋臣从之和约后，西夏在国内也使用宋之元号。
和平主义者西夏王李德明去世，是宋天圣九年（1031年）的事。酷似祖父喜好战斗且民族意识强烈的李元昊继位为西夏王，宋的西北边境因而再度风云告急。
李德明去世的翌年，宋改元为明道。对民族主义者李元昊而言，这是一个机会。他决定不再使用宋的元号，而订定自己的元号。不奉正朔，可以解释为不再对宋臣从，倘若宋做此解释，自然会对西夏采取惩罚行动。
而西夏却有充分的口实。
依据儒教伦理，父亲之名非避讳不可。甚至于科举考试时，遇到和父名同样的文字，也必须改用其他的字眼，确实无法改用其他的文字时，一般习惯会把这个字少写一画，比如将“宋”字写成“宁”。
由于宋改元的明道这个元号，与李元昊父亲的名讳“明”字相抵触，他因而以字义接近的文字作为口实，决定使用“显道”这个元号。“明”与“显”字义相同，因此，宋对这一点是无话可说的。
找借口创造元号，等于是变相地自立宣言，虽然如此，“显道”这两个字还是予人有依附宋元号明道的感觉。
李元昊继位后，首先着手的是加强军备。为了自立，自然难免诉诸武力，因此必须有所准备。由于党项族人口不多，所以非行全民皆兵之制不可。李元昊就在这个制度之下，极力整备国家体制，也就是说，他把父亲创建的和平国家改为军事体制的国家了。
使用“显道”这个半自立意味元号的两年后，李元昊决定采用与宋元号全然无关的“开运”之元号。盼望在新体制之下企求自立的西夏将会开运——这是他决定使用这个元号的意图。
这是公开表态的自立宣言。
翌年（1035年），他再度改元为“广民”。前一次暗示为自立宣言的元号，有欠研究，经过后来的调查知道，“开运”这个看似吉利的元号已为五代时的后晋所用，而且后晋就是亡于开运年间。在知道这个元号不吉利后，李元昊立刻决定再度改元。
虽然在订元号上出了差错，以全民皆兵为基础的军事国家体制却构筑得相当理想。
西夏的势力范围内有黄河划着极大的弧形流过，即所谓的鄂尔多斯地区。军国化了的西夏越过这个地区，进兵至河西之地。河西即黄河以西之地，是汉武帝于公元前约百年时设立四郡的所在。河西四郡由东至西依序为武威、张掖、酒泉及敦煌。
西夏军队将河西四郡由东至西逐一攻陷。
西夏不但自立，更大肆扩张领土，对李元昊而言，这是收复“失地”的正义之战。
由于是两强的属国，所以西夏应该脱离宋、辽两国而自立。但西夏王李元昊却避开两面为敌，在与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只展开对宋的独立战争。他娶的妃子是辽国皇女兴平公主，这当然是政治婚姻，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并不融洽。兴平公主过世时，辽国曾派使节至西夏，对她的死因表示怀疑。
对西夏而言这是一次危机，搞不好会被迫两面作战，所幸局面并未演变及此，且得以维系与辽之间的友好关系。
敦煌因有无数石窟的鸣沙山而闻名，石窟之内的壁画堪称佛教美术的宝库。据说，第一座石窟寺建立于公元366年，其余无数新寺则于后来的数世纪内，在当地信徒的捐助之下建立完成。其中于唐代所建造高达三十三公尺（或称二十六公尺）、较日本的奈良大佛犹大一倍以上的弥勒菩萨塑像保存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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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气腾腾李元昊（2）
西域的出入口敦煌，自古以来便是佛教一大中心地，该地的信仰气氛极为浓厚，历经五代至宋的改朝换代，从未有所改变。政治上的情势是，由于唐之衰弱，曾经有过吐蕃支配这个地区的时代，但后来吐蕃发生内讧，敦煌豪族张议潮遂趁机将吐蕃势力逐出此地。
唐置归义军节度使于此，并任命张议潮就任此职。尽管形式上敦煌归属唐之版图，但由于张议潮未曾仰靠中央的力量，完全是自力夺回敦煌，因此，实质上这里等于是独立的地方政权。后来，敦煌地方政权的领袖由张氏转移到曹氏手上。曹氏亦为有力豪族。唐灭亡后，与中央无甚密切关系的敦煌豪族政权继续存在着。
西夏军队出现在敦煌是1036年的事。
“听说，党项蛮族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听说他们准备把佛像和经书全都烧毁。”
“真是罪孽！”
“经书怎么可以被他们烧毁？我们非好好守护不可！”
“情势非常紧迫，我们若要动手就要快！”
“利用耳房应该最为理想。把经书藏到那里，然后把墙壁以灰涂抹，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对，这个主意很好！”
信仰坚定的敦煌人赶紧腾出耳房，将经书堆置到里面。藏起来的除了经书，还有佛画。耳房是在石窟内另外开辟作为开山堂（供奉开山宗师的房间）的地方，由于它的位置如同耳朵附在脸孔的旁边。因而称为耳房。人们把供奉在这里的开山宗师像移到别处，腾出空间用来藏纳经书和佛画。
敦煌豪族的地方政权根本敌不过全民皆兵的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