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一)-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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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走了好几天，直到进入苏区会昌，在罗瑞卿的主持下，全军将士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才将王良安葬。王良遗留下一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怀表，罗瑞卿带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将怀表一直珍藏在身上。即使在太行山那样艰苦的反“扫荡”战斗岁月中，部队频繁转移，他也总是转移到哪里就将怀表带到那里。几十年戎马生涯，每逢战斗胜利，他都要打开包着红绸的怀表，给表上满弦，深情地告慰战友：“我们又胜利了！”在他的心目中，战友王良永远活着。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将怀表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如今，这块刻盘已经斑黄的怀表，仍向参观者讲述着先辈革命的艰难和一对战友之间的深情…… 罗瑞卿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处事公正谨慎的领导者。1932年夏，罗瑞卿任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那时，部队转战在赣闽交界的武夷山脉，日夜跋涉征战，生活困苦不堪。一天，部队打土豪给保卫局分来一头100多斤的肥猪，使几个月没闻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但厨房没考虑福建同志不爱吃辣椒的习惯，只做了三盆辣椒回锅肉，十八位福建同志很不高兴，与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发生口角，火气很大。 罗瑞卿知道后，把潘振武叫到自己的住处，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福建的同志入伍不久，对艰苦生活还不适应，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你管理员的工作不简单呀，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影响到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这里边可有政治学问呢！”第二天部队吃午饭，每张餐桌上一盆红烧肉，一盘辣椒，福建的同志感谢潘振武。潘振武热情地说：“不要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罗瑞卿在任保卫局局长的几年中，对部属的缺点错误从不迁就，也不轻易处分，更不会动不动给人扣政治帽子，搞得人心惶惶。 一次，军团卫生部下发药品时误将吗啡当奎宁发到下面，患疟疾的同志服后产生了反应。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因他刚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所以有人怀疑是姜部长故意破坏。这使本来就因此事很紧张的姜齐贤更加坐卧不安。罗瑞卿受聂荣臻的委托负责这件事的调查。他实事求是地了解和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最后得出结论，证实姜齐贤确属工作疏忽发错了药，并非有意破坏，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而这在王明“左”倾主义正盛时，是极其不容易的。 长征前，一名叫陈德先的战士调到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新来乍到，他讲话办事格外小心谨慎。原来，陈德先刚参军时，正逢王明“左”倾路线在红军中搞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运动。在一次战斗后，陈德先因为与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打成“AB团”分子，关进牢房，亏得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为此，他一直心有余悸。但他来到红1军团后，他发现这里政治气氛不像原来所在部队紧张，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于是，他放下包袱，将他母亲要他离队回家的前后想法告诉了罗瑞卿。罗瑞卿低声说：“你母亲那是要你开小差哩！”陈德先紧张地说：“她叫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罗瑞卿摇摇头：“唉，不能这样讲，为人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不放心。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也没那样做，即使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陈德先不好意思地说：“我那时不敢告诉你，讲了怕成为反革命。过去，他们说我是“AB团”，我解释，他们不相信……”罗瑞卿感慨地说：“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人、杀人，那是错误的。今后，你什么也不要怕了！”陈德先离开罗瑞卿住处，如释重负，浑身轻松多了。 1937年，在“抗大”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参加红军的年轻团政委，在“抗大”第三期毕业后留校任第6队队长。因与山西籍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青年刘茜恋爱关系破裂，在约刘到延河边商谈时，骄横自恃的黄克功竟丧失理智，开枪打死了刘茜。 事件发生后，如何处理黄克功，出现两种意见。有人认为，黄杀了人，理当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很年轻，又参加过长征，是有功之臣，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副校长罗瑞卿平时就很器重年轻有才干的黄克功，但他不徇私情，在研究此案时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例外。黄克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尔后，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写成报告送到中央。毛主席看了报告后，抽时间亲自来到“抗大”校长办公室。他一边抽烟，一边考虑，来回踱步，慢慢走了三个小时，最后下了决心。不久，中央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很快批准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临刑前，罗瑞卿到狱中去看黄克功，问他有什么后事交待。黄克功眼含泪花念及家中父老。罗瑞卿应允，将来如有可能，会帮他照顾他的亲属。
罗瑞卿小传（4）
黄克功事件的正确处理，在延安、西安以至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人民群众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拥戴党的领袖 跟党长征北上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攻克遵义，并在遵义红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率领1军团保卫局担负大会的外围警戒任务，日夜紧张地工作，为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和会议的正常进行立下功劳。 三天后，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听到这一消息后，罗瑞卿振奋不已，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他高兴地对警卫员小龙、小余说：“这下好了，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军事，红军得救啦！”两个警员听了，情不自禁地抓住罗瑞卿的手跳起来。长期劳累的罗瑞卿兴致勃勃，又给他俩讲起毛泽东的故事，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到井冈山斗争，由指挥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到长征中运筹帷幄，使红军得以避开敌人主力，西进贵州争得主动权。讲着讲着，他的语气渐渐由激动转向深沉，说：“党找到这么好的领袖不容易啊！你们要好好地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两名小警卫员听入了迷，不住地点头，眼中都透出坚定的目光…… 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为保证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继续北进，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的红军先遣队。 4月下旬，红军先遣队突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一举攻占了对岸渡口。虽然打开了通道，但部队却只有一只木船缓缓过河，而身后敌兵将至，大家都心急如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即与刘、聂、罗商定，兵分两路：右路由刘、聂、罗率领，过河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左路为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 刘、聂、罗从安顺场渡河后，率部在河东沿途击溃敌四川刘文辉部的阻击，直逼沪定城。而王开湘率领的左路前卫部队则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奔袭沪定城。左右两路军隔河而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王开湘、刘伯承左右两路军双方都无法知晓对方的进展。所以当刘伯承率领的右路军在夜色中逼近沪定城下时，已先一步攻占沪定城的王开湘所率的左路军便以为是敌人反攻，而向城下开火，城下的右路军则准备攻城。两军对垒，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立即赶到刘伯承身边，一边注视四周的情况，一边提醒刘伯承注意安全，当他们接近城下时，屏息静听，城上说话的竟是地道的江西老表方言，再一听谈话的内容，才知道城楼上原来是红军，他俩不禁相视而笑，并冲着城楼上的人喊道：“你们是江西的同志吗？你们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告诉你们王开湘团长、杨政委，叫他们派人来接我们。”枪声霎时沉寂，代之以两路军战士欢呼胜利的阵阵回音。 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会理。罗瑞卿因患感冒数日，体弱乏力，在警卫员的劝说下，他才骑马行军。当他看到一个战士手拄木棍艰难前行时，他不听警卫员劝阻，硬是把马让给这位小战士，并风趣地说：“我走走路出点汗，也许会好得更快呢！”又一次，部队行军到金沙江一带，警卫员小龙的脚被树刺划破了又感染溃烂。罗瑞卿发现后，不容分说，再一次把马让给警卫员小龙，还亲自用盐水给小龙洗伤口。 1935年8月下旬，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的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休整后，准备北上。但此时，张国焘却提出与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南下计划，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 此时，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连夜召集保卫局会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他说：“我们要坚决跟中央北上。有的人不同意北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跟着中央走，跟着毛主席走，别人的话我们不要听。”他针对有人企图挑动红军打红军的阴谋，严厉告诫大家：“我们是中央红军，要顾全大局，不许乱来；即使避免不了，也要听中央、听军团部的指挥，绝不允许自行其事。”由于当时中央还没有公开张国焘的问题，罗瑞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会上讲这些话时没点名。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揭露了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这时，罗瑞卿才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点名，告诉大家：“张国焘和党中央、毛主席闹翻了，他要搞分裂，要南下，带了一部分人到西康去了。”罗瑞卿斩钉截铁地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要跟着党中央，坚决北上。” 培养率军人才 驰骋抗日前线 1937年，延安成为全国的抗日救亡中心，吸引了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障碍，纷纷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 为了解决学员校舍拥挤问题，10月下旬，教育长罗瑞卿带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自己动手，奋战十几天，挖建了100多孔新窑洞。“抗大”举行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时，党中央特地送来毛主席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横匾以示祝贺。毛主席还在给“抗大”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所谓普通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罗瑞卿小传（5）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了促进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合作抗日，193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写一本介绍我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书，以影响和帮助当时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 按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将“抗大”的工作暂时搁置一旁，住进凤凰山的一间窑洞里集中精力著书。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辛勤的写作，一部20万字的系统介绍和总结红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书稿终于按毛泽东规定的期限完成了。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亲笔题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书名，并批给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此书因国民党的猜忌，虽然没能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流传，但它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