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到俄罗斯-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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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8）
1946年8月26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善措施》的决定，批判了由尼林编剧的《伟大的生活》。这个决议像一阵秋风，吹得戏剧舞台百花零落，只剩下马留金的《老朋友》和拉甫列尼约夫的《为海上的人祝福》两个剧本，全国剧院都演这两个戏。《莫斯科性格》、苏罗夫的另外两个剧本《绿灯》和《命大》以及罗马绍夫的《伟大的力量》算做《决定》后的新成果。我没介绍《绿灯》和《命大》，因为《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是苏罗夫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苏罗夫的剧本是什么货色，那两个剧本等而下之，不值得介绍。1948年11月，在莫斯科讨论1947年至1948年剧目的时候，这四个剧本遭到剧评家的尖锐批评。剧评家指出，剧本里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人物斗嘴。人物毫无个性，只是宣传符号。语言蹩脚得刺耳，听起来起鸡皮疙瘩。他们还指出苏罗夫的剧本前后风格不统一。这可冤枉了苏罗夫，因为所有署他名字的剧本都是别人替他写的。一个剧本两个人写，风格如何统一得起来？剧评家哪里想得到，几个月后，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则成为这两位剧作家的俎上肉。
1948年12月5日，基辅召开乌克兰作家代表大会，法捷耶夫率莫斯科作家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头四天，法捷耶夫没出席会议，躲在宾馆里为两周后将要召开的苏联作家理事会准备报告，论述苏联戏剧的现状和任务，充分肯定《决议》后的成果。法捷耶夫是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知道这四个剧本算不上新成果，因此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12月10日，即大会结束的那天，法捷耶夫作了发言。他谈到戏剧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优秀剧本，并指出缺乏优秀剧本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剧作家对新鲜事物没有真实的感受，甚至全然无知，他便不能成为戏剧冲突的主人，只能成为它的奴隶；其次，剧作家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某些特征认识不足；第三，苏联剧作家不肯在形式上花工夫。法捷耶夫的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12日的《乌克兰文学报》上。他的话说得不错，如果剧作家一味配合政策，粗制滥造，如何能产生好剧本。可惜法捷耶夫后来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话。法捷耶夫乘车返回莫斯科时，闷闷不乐，不与人交谈。忽然听苏罗夫说，斯大林在模范剧院看了《绿灯》，在小剧院看了《莫斯科性格》和《伟大的力量》，并称赞了这三出戏。法捷耶夫精神为之一震，仿佛中了头彩，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手里一下子有了三个杰出剧本，可以拿到理事会上炫耀了。但苏罗夫的话未必可靠，因为1950年1月21日，叶尔米洛夫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莫斯科性格》批评得体无全肤，将它送进坟墓。如果斯大林肯定过，那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叶尔米洛夫绝没那么大的胆子。拉大旗做虎皮是苏罗夫惯用的伎俩。他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舍贝夫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称赞他的剧本。他自己不会写剧本，他的剧本都是“苦力”替他写的。20世纪50年代，“苦力”纷纷揭发他，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苏罗夫终于保不住了，1954年4月被开除出作协，但仍保留党籍。苏罗夫原是共青团干部，有强大的后台，他们多次保护他，但这是题外话了。1949年，苏罗夫炙手可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法捷耶夫对这两位剧作家不是没有看法。一次他对西蒙诺夫抱怨太累了，西蒙诺夫建议他到肖洛霍夫那儿钓鱼去，休息休息，法捷耶夫说：“我不去，索弗隆诺夫一定缠着跟我去……我们喝多了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来，不去。”法捷耶夫对索弗隆诺夫有戒心，对苏罗夫更看不上眼了，但还得依靠他们。
法捷耶夫回到莫斯科准备立即召开作协理事会，并让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因为他是杰出剧作家之一。但谁也没料到，半路上杀出一个谢皮洛夫来。谢皮洛夫主管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作协。谢皮洛夫精力充沛，思想敏捷，绝非等闲之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政敌，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定为反党集团，谢皮洛夫那时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地位已经很高了。谢皮洛夫想弄清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不同意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建议理事会延期举行。法捷耶夫是中央委员，谢皮洛夫不是，但两人势力旗鼓相当。法捷耶夫不买谢皮洛夫的账，12月18日作家理事会如期召开，并仍由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索弗隆诺夫除夸耀戏剧成果，并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施泰因的剧本外，对几个月前剧评家对《莫斯科性格》和《绿灯》等剧本的批评未做任何答复，只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大厅里一片沉寂，无人发言。剧评家博尔夏戈夫斯基上台发言，他指出索弗隆诺夫的报告不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如果坐在主席台上的著名剧作家都能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大家一起分析，便能找出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法捷耶夫骂了一句脏话：“日他妈，他讲到点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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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9）
午间休息后，法捷耶夫发言，题目是《论苏联戏剧落后的某些原因》。法捷耶夫认为戏剧落后的原因“是剧评家打击反映苏联生活中新事物的剧作家”，“他们妄图动摇剧院对苏联现实题材的信心，给上演反映苏联生活剧目的剧院泼冷水”。他的发言同他脏话的意思相反，也同一个月前他在基辅的讲话矛盾。法捷耶夫从艺术家变成了政治家。接着，著名剧作家考涅楚克发言，他支持法捷耶夫的讲话，提出戏剧矛盾是“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矛盾”，还讲了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遥远的乡村里居住着一位女庄员，种甜菜的能手，弥留之际一定要见他一面。他风驰电掣地赶往那里，幸好赶上她还没咽气。女庄员向他伸出衰弱的手，抓住他的手低声说，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但要当心呀，要加强战斗精神，不然那些剧评家会把他们害死。在没有剧院的穷乡僻壤，一个没进过剧院的农庄妇女，竟有如此高的觉悟。不知为何，出席会议的人感到一阵不自在，垂下眼睛。会议匆忙结束，并通过一项日程上没有的关于剧评家的决议。谢皮洛夫同样不买法捷耶夫的账，不承认理事会，下令报刊不许刊登理事会决议及会议发言。法捷耶夫无奈给谢皮洛夫打电话，问他作为作协总书记和中央委员，有无权利发表文章。谢皮洛夫回答，他个人当然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刊登会议决议和代表的发言。两人僵持不下。如果没有大人物干预，不知还会僵持多久。波波夫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兼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是索弗隆诺夫的保护人。波波夫说《莫斯科性格》是他的“定货”。1949年1月，波波夫向斯大林汇报完工作后，顺便提到法捷耶夫受欺负的事，斯大林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对法捷耶夫同志典型的反爱国主义的攻击。”谢皮洛夫被赶出办公室，法捷耶夫大获全胜。马林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和老牌两面派扎斯拉夫斯基（曾攻击过列宁和高尔基）写文章还击。他们两人联名写的文章《揭露戏剧评论家中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1949年1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文章点了七位剧评家的名：博尔夏戈夫斯基、博亚吉亚耶夫（亚美尼亚族）、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霍洛多夫、马留金（俄罗斯族）和瓦尔沙夫斯基。其余五位均为犹太族，名单有浓厚的排犹色彩，与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相呼应。文章写道：“在戏剧评论界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余孽的集团。他们钻进我们的报刊，在《戏剧》杂志和《苏联艺术报》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们是苏联人民十分憎恶的，与苏联人民敌对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的代表。他们阻碍苏联文学的发展，他们同苏联人民的骄傲感格格不入。”文章从尤佐夫斯基批判起。尤佐夫斯基是著名的高尔基研究专家，他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高尔基的必读书。尤佐夫斯基热爱高尔基，但对他并不顶礼膜拜，既肯定他的卓越成绩，也指出他创作中的不足。如他认为《小市民》中的尼尔像个政论家，发表议论过多，与剧本的结构不协调。文章抨击道：“……尤佐夫斯基妄图用假面具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的反爱国主义的真面目，竭力贬低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而高尚的形象……”强词夺理到如此地步。
法捷耶夫和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后，全国报刊争先恐后地批判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批判的浪潮溢出戏剧界，波及各个领域。法捷耶夫是始作俑者，但真正的操纵者是索弗隆诺夫和苏罗夫。这两个毫无才华、嫉贤妒能的“剧作家”对批评过他们剧本的人恨之入骨，无情打击，同时也不放过有才华的剧作家。他们对有才华的人的仇恨甚至超过批评过他们的人，想独霸戏剧界。被点名的七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但除霍洛多夫投河自尽外，其余六人均未被逮捕，只开除党籍公职并赶出住宅。名单之外的人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阿尔特曼是1919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长期做党的工作，是法捷耶夫的老朋友。他曾任《戏剧》杂志主编，1940年因发表批评考涅楚克的剧本《在乌克兰原野上》被撤职。法捷耶夫让他到犹太剧院当文学部主任，支持伟大的犹太演员米霍埃尔斯，因为他是犹太族。阿尔特曼赋闲数年，迫切需要工作，但拒绝法捷耶夫的建议。法捷耶夫百般劝说，阿尔特曼就是不肯从命。法捷耶夫只好祭起组织原则的法宝：“你到他那儿工作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得支持米霍埃尔斯，他需要顾问和政委。这是党的委派，你一定要接受。”阿尔特曼只好服从。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揪出来。怀疑是有道理的：不懂犹太语的人怎能当犹太剧院文学部主任，一定另有企图。阿尔特曼耻于申辩，等待法捷耶夫为他说话。总有一天法捷耶夫会说：“同志们，别再提文学部主任的事了，我怎么劝说他都不干，最后我对他说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才去了。”但这些话法捷耶夫始终未说，阿尔特曼死前喊了一句：“他们害死了我！”“他们”当中自然包括法捷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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