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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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本为零，那么“正如我们在理论分析中通常假设的那样”（Arrow，1969，p48），为什么要一体化呢？
纵向一体化在政策上的好处主要在于它可被用于取得反竞争效应的策略。在缺乏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人们的典型看法是，即使它不是完全反社会的，也是应该被质疑的。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当技术上存在相互依赖性，或者观察经济（observational economies）存在时。
技术上的相互依赖是我们最熟悉和最确定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自然衔接的连续性生产过程决定了某些有效的制造业结构，这些连续性的生产过程被认为有着共同所有权意义。这样的技术互补性在流水线作业（如化学和冶金等）中比在部件可分离的制造业活动中更为重要。典型的例子是铸铁和炼钢的一体化可以实现热能的节约。一般认为，当“一体化不具备这种物理和技术的特征时……例如，将零部件的生产和装配一体化就不具备这样的物理和技术特征……一体化能实现的成本节约通常就不明显了”（Bain，1968，p381）。
然而，这个观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可能起因于一种质疑，那就是，企业并不仅仅是通常的规模经济和最低成本要素比意义上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生产工具，除此之外它还拥有一种潜在的协调能力，这种协调能力有时是超越市场的。这一质疑被证实了，从而更降低了上述观点的可信度。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内部组织替代市场交易很少是因为与生产有关的技术经济，而是因为在中间产品市场运行中出现的被广泛称做“交易失灵”（transactional failure）的因素。这种内部组织对市场交易的替代被称为“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本文的论点所依据的前人的两项主要文献是coase的《企业的性质》（1937）和更近一点的Arrow关于市场和非市场配置的一些评论（1969）。显然，Malmgren（1961）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完全静态的条件下，交易成本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需要做出非计划性调整时，讨论市场和内部组织相互替代的观点才有意义。
但Malmgren发现，企业的优势是在相互依赖的活动中控制信息和实现计划一致性的能力，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信息处理优势，而我则主要强调相对于市场而言，企业在激励和控制方面的特性。这并不意味着对信息处理特征的考察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一考察并没有将企业独特的优势完全揭示出来，而正是企业的这种优势使得内部组织替代了市场。
Ⅰ内部组织：积极的方面
（Internal Organization： Affirmative Aspect）
对于纵向一体化的完整分析需要对内部组织的优缺点做出评价。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当与管理协调有关的摩擦日益严重的时候，就更需要求助于市场交易。然而，解释纵向一体化问题中的组织失灵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在Aspect of Monopoly Theory and Policy一书中，我将讨论组织失灵的问题，并说明这一观点的政策含义。更准确地说，本文对于这一问题的简化说明，是因为考虑到有限理性和官僚主义流程，市场交易的客观性更值得信赖，这样在市场可以“运转良好”（work well）的情况下，市场中介一般优于内部供给。如果现期和预期的价格都是非垄断的，并且能反应可以接受的风险溢价，并且如果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不高，可以实现必要的节约，那么中间市场会运行良好。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而以上的假定条件一定程度上不满足的情况下，内部组织就变得更有吸引力。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2）
作为替代市场的内部组织，企业的特性可以归为三类：激励、控制和被广泛称做“固有的结构优势”的一种特征。就激励的层面来说，内部组织削弱了面对面讨价还价的激进风尚。内部组织中，即使利益无法实现完全的协调，至少也可以从狭隘的机会主义形式中摆脱出来。包括企业在内的现有的团体中，权利让渡限定了组织内部行为的可接受的范围。因此，在独立的当事人之间的延伸谈判可以被合理地预期的情况下，内部组织变得更有吸引力。当然，共同所有权本身并不能保证目标的一致性。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中，购买方和供给者都是独立的部门，他们都各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这种股份公司的形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规定追求共同利润最大化并不总是有效。目标应该可以操作化，包括制订规章（例如对于转移定价）和制订有效的内部激励。进一步的讨论，见Williamson（1970）。
然而，企业最显著的优点可能是，较之企业之间的市场活动，在企业内部用于执行的控制手段的种类更多，而且更有效（Williamson，1970）。企业不仅有制度上的权威，而且比买者能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必不可少的数据，以便进行更精确的自我绩效评估（既有当时的，也有根据过去的情况分析的），而且它的报酬和奖金体系（包括员工的选择、提升、报酬和内部资源的分配程序）也更精细。
特别与此相关的是，当发生冲突时，企业拥有相对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例如，指令通常比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或诉讼更能有效地解决轻微的冲突（即解释的不同）。而在组织间即使指令可以解决冲突，那也是非常罕见的。首先，这需要当事人双方约定一个公正的仲裁者，而这种协议本身很难完备。而且，它还需要建立关于证据和程序的规则。再者，如果组织间的这类调解情况是普遍的，那么组织形式实际上就可以归结为以仲裁者作为事实上的管理者（即使名义上不是）的纵向一体化。与此相反，组织内的冲突普遍是由指令解决的。（Whinston；1964； p410~414）
如果考虑信息交换节约的情况，企业也可能采取内部化。其中一些归因于企业和市场间的结构性差异。而另一些则可以最终归因于内部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激励和控制上的差异。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共同的培训和经历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行为规范会有利于一些复杂事情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的重复的互相交往可以推动沟通经济（economies of munication）。因为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人们可以获得一种心领神会的感受，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做到这一点则需要花费极大的努力。尽管如此，划分组织的边界本身并不需要阻止组织间密切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要不是上面所提及的目标和控制方面的差异，内部组织相对于市场组织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因此信息经济的断言应该被区分为：信息流动的属性本身（结构）和获得不同的实际影响的信息节约（见第Ⅱ部分，D小节）
Ⅱ市场失灵的考虑（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这里所说的市场失灵仅仅局限于以下的失灵，即以内部组织替代市场交易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这一讨论分为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考虑越来越复杂的讨价还价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可以获得少量的一些关系。后两个部分则讨论企业相对于市场来说享有的特定的结构优势，这些结构优势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因为现有的规则所导致的。 。 想看书来
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3）
A静态市场（Static Markets）
考虑一个生产多种部件产品的产业，假设一些部件是专用的（产业专用），并且假定相对于市场而言，这些部件在生产中存在着规模经济。那么，这一市场仅仅能够支撑几家少量的有效规模的生产者来生产这些特定的零部件。
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预期市场的供货合同一定普遍存在着价格超过成本的垄断剩余，虽然，正如Demsetz（1968）所说，如果在契约的最终决定阶段有大量的供给者愿意而且能够投标，这种剩余就不一定会出现。然而假定大量的投标并不可行，那么这一假定条件就对于装配者的纵向一体化和供应商的前向一体化提供了“明确的”激励。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形：双边垄断（寡头）和在供给垄断条件下的竞争性的装配。前者在本节讨论，后者在C部分讨论。
双边垄断要求在价格和数量上进行谈判。自然，双方都通过遵循而不是违背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来坚持自己的利益，这是因为契约曲线与共同利润最大化的数量是一致的（Fellner；1947）。但这仅仅确定了交易的数量，而按这一数量进行交易的条件仍需要商定。只要双方都可以获得收益，那么任何价格都可以考虑。可以预料，讨价还价将会发生。讨价还价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某一方的私人净收益为零为止。尽管这种讨价还价对于双方（和社会）都是非生产性行为，但是它却构成了私人货币收益的源泉。然而，由于它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利润的损失，所以如果存在可以避免这种成本的措施，那么就会有建立避免这种成本的措施的激励。
一种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纵向一体化来使得交易内部化，但是内部组织这样的一次性的永久契约也需要讨价还价。在完全静态的环境中（一种免受任何干扰的环境），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涉及部件价格的确定，而一体化则需要就资产的评估达成协议。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谈判的技巧都是同等重要的（事实上，部件价格可以从资产评估的条款中反映出来，反之亦然）。所以，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纵向一体化可能会出现，然而这一问题的性质并不必然会导致纵向一体化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类似的观点用于外部性的调整：共同利润的考虑要求受到影响的各方达成和解，但在完全静态的环境中，建立在一次性的永久契约基础上的一体化并没有优势。
从双边垄断关系到双边寡头垄断关系的转变，扩大了谈判选择的范围。但是，就关于一次性永久契约的一体化协议的讨价还价而言，并无差异。很明显，如果要实现其他的结果，就不得不放松问题的静态特征。
B契约的不完备性（Contractual Inpleteness）
把上述的条件扩展到包括以下内容：产品在技术上是复杂的，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需要做出周期性的设计或者数量上的改变决定。我们再将在契约决定阶段不可能有大量的投标者的这个假设放宽。由此可以考虑三种不同的供给安排：一次性的永久契约、一系列的短期契约和纵向一体化。
一次性的永久契约形成的两难困境是：为了防止独立的各方当事人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解释契约的模糊之处，就必须对各种意外的供给关系做出详尽无遗的规定。否则，各种分歧就只能通过无休止的争论、乃至最终通过诉讼才能解决。详尽无遗的规定即使是可能的，它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显然，如果生产函数是已知的，那么可以推出最终需求和要素价格变化的正确的反应，但确定生产函数和让协议得到执行的高昂成本将使这种努力望而却步。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技术的变化提出了产品重新设计的问题。不管尽多大的努力和花费多少的费用，制订包含各种可能结果的契约的努力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都是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