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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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on的《企业的限制：激励与官僚主义的特征》（Williamson；1985；Chapter 6；本书第9章）提出了这样的困扰：小企业联合起来能办到的事情；为什么大企业就做不了，更不用说做得更多呢？如果大企业组织将每一部分以准独立的分公司组织起来并且让每个分公司像小企业那样行事，并由总部进行协调，那么大企业就能够完成小企业联合起来能办到的事，并且有时能够做得更好（通过选择性干预）。这意味着，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可以通过一个大型企业组织的方式是有效的。但是这显然是与实际不符的。为什么大企业不像想象中那样有效呢？Williamson认为问题在于企业不可能进行选择性干预，并且指出当交易由市场组织转为由企业组织时会产生三个问题：权力关系会导致实时协调的难题和冲突问题；高能激励会转向低能激励；官僚成本的增加。通过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我们对于层级体制失灵和市场失灵会有更为完整和全面的理解。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言（4）
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有两个分支（然而，这两者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治理分支和测度分支（Barzel；1982）。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前者。后者与代理理论文献联系更加紧密，该类理论主要集中于事前的激励匹配（而不是事后的适应）。Bengt Holmstrom与Paul Milgrom的论文《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激励性契约、资产所有权及工作设计》（1991，本书第10章）主要关注的是伴随雇佣关系产生的测度问题。与一般的委托代理结构（任务是严格线性的）不同，Holmstrom与Milgrom考察了多元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可能会被要求从事多任务（例如，教课与科研）或者从事单任务但是存在多个属性（例如数量和质量）。测度问题的微分处理是多任务问题的主要特征，并且与标准的委托代理结构相比会产生更加复杂的两难选择。这里隐含了工作的重构，例如在团队活动中，一些员工需要专门负责难以监督的任务，而另一些则负责易于监督的任务，对于给定的任务要避免责任的冲突等。
五
有关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在1972年Ronald Coase对于当时的产业组织的研究进行了指责（见本书第4章），然而今天，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文献研究的主题正是Coase所理解的产业组织的核心……“应该集中于探讨企业从事什么活动，并力图揭示企业内部的不同类型活动的特性”。
实证研究的进步来源于理论上的进步。交易成本理论的“可操作化”是实证研究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可操作化”具体表现为交易成本理论将制度的选择与一些可观测的交易属性联系起来，这使得理论具有了可证伪性。因此就产生了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石。
交易成本经济学对观测到的组织形式做出的解释方面取得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之前的主流经济学所做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更多是价格和数量方面的问题。而交易成本经济学需要的则是组织形式以及类似交易不确定性、产品和流程的复杂性以及生产所需的交易专用性程度这样的交易属性方面更加详细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不得不自己通过调查、访谈以及通过研读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商业档案来获取相关的数据。虽然起步艰难，但是正如在这一领域以及在更广范围的实证交易成本文献所证明的（Klein； Shelanshi； 1994； Crocker； Masten； 1996； Masten； 1996），这一理论及其论据是高度统一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看待和分析经济组织问题的方式。
尽管这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目共睹，但是交易成本观点的可操作化与应用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像Herbert Simon这样组织方面资深的学者也在1991年抱怨交易成本“纯粹是用漫不经心的方式引入到研究中来的，在（必需用来估计大量的参数并对理论提供实证上的检验的实证方法）产生以前，不仅没有自我检查与一般常识方面的意识，也没有实证的支持……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相关的方法只是一种信念，或者也许是一种虔诚”（Simon； 1991）。在第三部分收录的文献则会帮助我们消除以上误解。
第三部分由九篇文献构成，分别是《销售人员的一体化：一则实证检验》、《组织成本》、《契约持续期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煤炭市场的实证证据》、《长期契约中的数量和价格调整：关于石油焦炭的案例研究》、《长期合同的有效适应性：天然气行业的“绝对付款”条款》、《捆绑预售经济学》、《一般行业及CATV行业中治理自然垄断的特许投标》、《管制与管制契约》、《宪法与承诺：十七世纪英国公共选择的治理制度之演进》。大致这九篇论文可以归为四类，即纵向一体化、缔约、公共政策和经济史。
序言（5）
纵向一体化
随着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对于交易成本命题最早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与市场组织的选择问题上，并且主要是资产专用性在纵向一体化生产决策中的作用。Erin Anderson与D*id Schmittlein的论文《销售人员的一体化：一则实证检验》（1984，本书第11章）则指出在生产中自制…外购决策背后的交易成本逻辑也应该能扩展到对于分销与营销活动的前向一体化中。利用调查的数据，他们证明了当有效的销售需要销售人员开发公司专用的人力资本时，电子元件制造商的确更愿意使用雇佣的销售人员而不是独立的销售代表。此外，他们发现当销售人员的绩效难以评估时，相对于提供给独立销售代表的高能激励，企业更加倾向于内部雇员的低能激励。这一结果被认为是交易成本“测度”分支中的重要证据（见Holmotrom与Milgrom；1991，本书第10章）。Anderson与Schmittlein的文章也被看作是交易成本研究重要分支的“分销渠道的治理”的重要的基础性文献。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在实证方面的进步源自于理论的“可操作化”（Williamson；1971，见本书第2章；Klein； Crawford与Alchian； 1978，本书第5章）。将不同的组织安排的效率与可观测的交易属性联系起来避免了直接测度与对比交易成本，并且允许研究者以简化的形式检验交易成本假说。然而这种直接的检验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组织失败了成本如何核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Scott Masten、James Meehan和Edward Snyder的论文《组织成本》（1991，本书第12章）应用了截取回归技术（censored regression techniques）来检验交易属性如何影响交易的成本以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通过海军建造项目中的一个部件和任务的样本，他们发现组织错误匹配的成本确实非常高昂。他们还验证了组织形式会随着交易的属性变化而变化这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原理。他们的发现同样表明，内部组织的成本变化在决定企业的边界时比理论所预计的作用要大，也就是说应当给予内部组织成本的特性和源泉以更多的关注。
总的来说，对于纵向一体化决策的变量所进行的各项实证研究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都论证了资产专用性作为分析变量的重要性，这为交易成本理论最核心的命题找到了实证基础。
缔约
与检验纵向一体化决策相关的交易成本假说所取得的成就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在契约的设计和持续期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早期著名的例子是Paul Joskow的论文《契约持续期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煤炭市场的实证证据》对于将近300份煤炭契约的持续期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1987，本书第13章）。他认为随着相关的关系性投资越来越重要，交易双方会发现对于重复性的交易，依靠事前将条款和条件具体化的长期契约将会使双方受益，而不是依靠重复的谈判。为了验证这个假想，他对大量煤炭契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对此假设给予了相当有利的支持，而且这些结果经受住了其他规格/类型的模型、样本和估计方法的检验。因此这些结果也为以下观点提供了相应的实证支持：相关的关系性投资的（重要性）变化深深影响着买卖双方纵向一体化关系的构筑。他的发现第一次提供了正式的证据表明投资的专用性会产生事后为设计和管理长期契约的重复谈判的成本。
序言（6）
交易双方决定要签约就必然需要选择契约条款。交易成本研究关于缔约的一项成就在于突出了契约设计中的私人命令，即交易方要求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以最小的代价促进有效的适应。Victor Goldberg和John Erickson的论文《长期契约中的数量和价格调整：关于石油焦炭的案例研究》通过对于石油焦炭契约的详细分析（1987，本书第14章）描述了长期协议的变化以及复杂性。他们所关注的是数量和价格的调节问题。他们的分析始于（1）生产的地点专用性以及流程的便利性与（2）由于石油焦炭的体积与有害性特征所要求的及时从炼焦厂运走。他们从这两方面探索石油焦炭契约的持续期与最低数量要求。随后他们转而研究价格调整条款，将广泛的价格调整条款的目的归于减少签约前搜寻行为和签订协议后对于契约条款的操纵行为。
Goldberg和Erickson所强调的契约的一个方面是契约条款之间的互动，即对于某个条款的解释依赖于协议中的其他条款……这些细节只有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才能获得。然而，案例分析易于受到事后合理化的影响，而对于大样本的更加正规的统计分析则不容易受其影响。Scott Masten与Keith Crocker的论文《长期合同的有效适应性：天然气行业的“绝对付款”条款》对于最低采购要求或者说“绝对付款”的分析，是早期少数系统证明契约的设计是基于效率原则的研究成果之一（1985，本书第15章）。“绝对付款”意味着无论提货与否均需付款。不同于以前的解释，Masten与Crocker认为购买责任是一种适当的激励履约的机制，是出于有效违约（efficient breach）的考虑，最优购买比例会随着交易特点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对于将近300份契约的研究表明天然气契约的条款确实随着交易特征的变化而变化。
公共政策
与芝加哥学派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抵制反垄断法律中的非友善传统（即对于所有的非标准的契约安排表示出敌意）方面有所贡献。然而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解释纵向一体化和契约行为中所取得的成功使得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总体上认可有选择地使用纵向一体化中存在潜在的效率，但是直接将交易成本的逻辑整合到反垄断法法庭辩论中的情况，迄今为止还比较有限。
明确采用Coase所推崇的评估组织的方法的优势在Roy Kenney和Benjamin Klein《捆绑预售经济学》一文（1983，本书第16章）对于捆绑销售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传统的反垄断法对于产品捆绑的反对主要体现在两次高级法院对于电影捆绑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