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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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更主要的是因为杨澜的“韧性”。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性”让杨澜在同学中出了名。
只要是杨澜认准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改变她。
韧性与独立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反应。独立的人一定有韧性的根基，韧性的人一定有独立性格的前提。独立与韧性相辅相成而又各不相同，这种韧性在青春期的杨澜身上成为一种思想情感上的叛逆。
可能是杨澜的爸爸妈妈最初对杨澜的教育过于宽容了？还是杨澜的爸爸妈妈觉得在一定的社会常识与生活经验的前提下，可以让孩子去接受锻炼？反正在日常的生活习惯里，杨澜的独立性格有了一个宽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空间为杨澜的以后打下了基础，也让杨澜从小就养成了聆听别人的意见，但最后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的性格。
为妈妈擀面条
中学时期，杨澜的妈妈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家务都不能做，这样家务就落在了杨澜的身上。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澜感觉到自己长大成人了。虽然家务只是简单的买菜、做饭、洗衣服这些原来就学过的事情，但现在跟原来毕竟不一样了。
原来都是帮妈妈做一点，偶尔的才会连续做家务，现在不同了。现在爸爸妈妈开始把杨澜当作大人一样看待了。如果说原来杨澜的爸爸妈妈是在心理上像对待朋友一样的来把杨澜当作大人的话，现在却是在实际生活里让杨澜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扫地、洗床单、买菜、做饭，甚至是换煤气这样的体力活，都成了杨澜开始需要操持的一部分。这样过早的家务劳动，培养了杨澜的独立个性，这个外向与内向合二为一的中学生，开始在父母的呵护下撑开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有一天，杨澜的妈妈突然说，想吃点手擀面，虽然杨澜的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但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久，面食也逐渐成为了家里的主食。
对于南方家庭里长大的杨澜来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杨澜知道，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是先和面，然后再用擀面杖来擀面，把面擀好以后，仔细地折叠在一起，再用刀切出面条来。这些杨澜都看过，真要做起来，还是闹了笑话。
那天下午一进家，就问：“妈，你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妈妈说：“我想吃点手擀面，可是你不会做啊。”
杨澜说：“不会做怕什么呢，我还不会学吗？”
妈妈笑着说：“哪里能一学就会啊。”
杨澜说，“还不是和面，擀面，切条，下锅。看也看会了。”说着杨澜就开始把面舀到面盆里，用水和起来。
和面是个巧劲，水要一点一点地加，杨澜不知道，放一点进去，觉得不够，再放一点进去，还是觉得面干。杨澜不知道，应该是一边加水，一边把面揉成团的，当杨澜发现手一进去，竟然快成面糊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求教于妈妈。
杨澜带着满身的干面粉，那是舀面时碰上的，带着两手的面，那是水太多了，黏在手上的，问妈妈：“妈，我这是怎么了？面那么软！”
妈妈笑着说：“你再放点面进去吧，慢慢的揉成团，现在是水太多了。”杨澜答应着就要走。妈妈又说：“你的盆也用干面粉擦一下。”
在妈妈的指导下，杨澜终于把面和好了，也知道了，会和面的人最后应该是“手光，面光，盆光”，这样的“三光政策”。
面和好以后，还要醒一段时间，这样的面才均匀，吃着也好吃。杨澜就这样让妈妈体会到了自己的一种孝心。
爸爸妈妈为了培养杨澜的决断能力，每次家里有事情的时候，都要询问杨澜的意见，给杨澜充分的发言权利，有时候爸爸不在家，杨澜就在妈妈的监护之下开始“独断专行”任意的行使着家庭内部的权利。比如，妈妈身体不好，需要什么蔬菜调补了，家里需要添置什么物件了等等，都有杨澜的建议。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还没有提倡什么素质教育，更没有哪个家庭会给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言权和决策权，但杨澜的爸爸妈妈好像一开始就给了杨澜为整个家庭拿主意的权利。这在杨澜以后的事业发展上，充分体现了杨澜爸爸妈妈的先见之明。从小给孩子一个独立、自强的个性，比给孩子金山，银山都强。在今天，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正在成为年轻一代父母的必修课，而杨澜的爸爸妈妈却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实施着这个计划。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个性的独立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一面就是让杨澜更早地开始融入社会，承担起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责任。坏的一面却是，杨澜开始在这个叛逆的年龄上无意中伤害了母亲。这事到今天都让杨澜觉得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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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是无心的
有一年，杨澜的爸爸出国访问，家里只有杨澜和妈妈两个人，因为学习紧张，杨澜开始选择了住进学校。
爸爸出国，杨澜住校。这样一折腾，杨澜是舒畅了，但家里就只有妈妈一个人了，所以杨澜妈妈很希望杨澜能够在家住。对于这件事，杨澜没有妥协，没有听妈妈的话。虽然杨澜在家庭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但青春期的叛逆需要的不只是发言权，而是摆脱父母视线后的自由自在，强烈渴望独立的性格让杨澜忽略了妈妈的关心。杨澜开始在自己划定的天地里飞翔了。
有天周末，杨澜回到家里，看到了妈妈，并未想多停留，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因为周末有活动。她只是回家拿换洗的衣服，拿完就要走的。这时候，妈妈说话了：“澜澜，你要出去？”
杨澜回头看着妈妈说：“是啊，有个活动，怎么了？”
妈妈说：“没有什么。”
杨澜说：“那我走了。”说完，杨澜随便拿起几件干净衣服，装进行囊，然后就跟妈妈打了招呼就走了。
后来杨澜知道妈妈当时流泪了，但没有让杨澜看到。
每次杨澜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愧疚，因为那时候自己的年少无知，因为那时候自己对母爱的疏忽，更因为无心的过错，心有歉意。
杨澜说：“其实我很想对妈妈说一声对不起，但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母亲这两个字太过于厚重，厚重到你用任何的字样来表示歉意，都会在母亲这两个字里消失得无声无息，就好像一滴水想冲淡大海的苦涩一样，孩子给母亲的永远都是忧伤中的幸福，而母亲给孩子的永远都是宽容中的回忆。
我想如果我妈妈看到这里，一定会说上面的故事是我现在产生的幻觉。在母亲的记忆里，永远都是一种满足的幸福，而不会留下任何能够伤害母亲与孩子之间感情的记忆。这就是中国善良的母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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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早恋的青春时节
早恋是那个时代开始出现的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词汇对于中学生来说，不亚于毒蛇猛兽，谁要是被这个词汇定性，几乎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谁就彻底被定性了，大学与你无缘。所以早恋就成为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的专用名词。
对于杨澜这样优秀的好孩子来说，早恋是不可想象的，早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杨澜早恋了，别说老师不相信，就是杨澜自己，可能都不会相信。
托尔斯泰说：“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
杨澜在青春期怎么会没有一点心思呢？《童年》里的歌词就成了杨澜与众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孩子逃避现实的方式和情感幻想的唯一寄托，不同的是“隔壁班里的那个女孩”这句歌词里的主角，换成了“隔壁班里的那个男孩”，被这些重点保护的学生整天地挂在了嘴上，成为当时校园里徘徊在禁区边缘的风景。
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天性中的羞涩，再加上学习的压力，老师的教诲，社会的教化这些原因吧，杨澜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只是在心里幻想着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在青春初次绽放的年龄走入自己的视线，在不该幻想爱情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里的梦。这样就可以在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优秀的背后，隐藏着一点不为大人所知的心事。
杨澜笑着说：“那时候，其实也特别希望有男孩子追自己，哪怕是不成功的一次也好，或者是没有开始就结束的一次也好啊，但没有，一次也没有过。这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青春期的遗憾。”
送纸条，是那时男同学悄悄表达自己好感的唯一方式，如果哪个男生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就会在下课的时候把写着“我在某某地方等你”之类的小纸条放进该女生的桌子里，这就是传纸条。有的男生很大胆，甚至会写出“我想跟你好”的句子。女孩子接到这些纸条最初都是主动地交给了老师，于是该男生就会被老师不点名的批评，情节严重的，就会被点名批评。被处理的垂头丧气，侥幸逃脱的私下里幸灾乐祸。
但杨澜从来没有接到过一次这样的纸条。所以，那张充满着诱惑的神秘小纸条，竟让杨澜到现在都觉得亲切，就是因为杨澜中学时期，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张。
后来早恋成为一种学校问题以后，女孩子反而不上报了。于是纸条就成了女孩子骄傲的证据被积攒着。有些女孩子３年下来纸条摞成山，唯独杨澜门庭冷落，有时候偶尔有张纸条在课本里出现，也不是“在什么地方等你”或者是“咱们好吧”的几个字，而是，“第几页的题怎么做啊？”，“或者第几题的答案是什么啊？”书写格式竟然规矩的没有一点破绽，严谨的可以赶上政府的公文了。
没有人送纸条最后竟然成了杨澜的一块心病了。杨澜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接过一个夹带着情感色彩的纸条呢？没有这白色的纸条，青春期的色彩就少了一份鲜艳，青春期的梦幻就会少很多希望。
很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上，杨澜笑着责备她的男同学们，“你们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想到给我写纸条呢？”结果这个疑问一被提起，男同学们就睁大了吃惊的眼睛，每个人都是一脸沮丧的样子，一个个不停地埋怨着自己，然后矛头直接指向杨澜，“这要问问你自己了。你那时候学习那么好，每天是一身正气，扔了课本拿起的还是课本，老师呵护着，同学仰慕着，校长表扬着，整个一水泼不进，我们一见就觉得没戏，谁还敢去碰钉子啊。”
这就是杨澜中学时代的特写。
虽然杨澜做人大方，模样出众，处理事情果断，又广结人缘，但在青春期诱惑这个阶段里，杨澜却是情感经历上真正的“孤家寡人”。
第一节 梦幻开始的地方
如果说，中学时代是我们选择方向的时代，那么大学时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4年的学习生涯里学有所成，并有所选择。杨澜的大学生活好像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长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如今又求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没有了升学的压力，没有就业的困惑，更没有人生该有的烦恼，这样的生活应该让杨澜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心里编织的梦
走进大学校门的杨澜已经戴上了眼镜，那是高中三年的“恩赐”。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好学生来说，眼镜几乎是学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