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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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的感恩
在凤凰卫视呼风唤雨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时候，杨澜却突然宣布要退出，这让所有的业内人士感到吃惊。人们不明白杨澜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是要金盆洗手退出电视行业？还是因为凤凰卫视已经没有杨澜的发展空间？或者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归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澜绝对不是一个急流勇退的人，因为这不是杨澜的性格。
杨澜是那种永远不知道疲倦的女人，杨澜是那种永远都不会退缩的女人，杨澜还是那种永远都不会轻易放弃的女人，杨澜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服输的女人。
从杨澜的电视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杨澜的每一次选择都与事业或者是生活有冲突，这次也不例外。这次杨澜的离开是因为孩子，因为家庭的亲情在呼唤着杨澜的回归。
女人的幸福就在于做了母亲，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有了一份牵挂。杨澜在母亲和事业上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前者。因为杨澜知道，母亲这两个字的厚重是一种爱的付出，没有比这两个字更伟大的字眼了，为了这两个字，杨澜选择了退出。
在凤凰卫视的日子里，杨澜都是在北京、香港和上海之间奔忙，工作在北京和香港之间，落脚却又在上海。虽然家里有杨澜的爸爸妈妈照顾着杨澜的儿子和女儿，但杨澜知道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需要杨澜的爱，杨澜更清楚，年迈的父母更需要自己承欢膝下。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杨澜有了孩子以后才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自己长大的时候，年迈的父母更需要自己的关爱，那是一种天性的感恩。
但杨澜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她一起工作，结果杨澜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两边都不讨好。凤凰卫视的工作特别累，杨澜又是一个人做几样事情，工作的时候惦记着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杨澜又一直想着工作。这样，杨澜就必须要在亲情和事业上做一个两难选择。
虽然杨澜选择了离开，但两年的凤凰卫视生活还是让杨澜学习到了很多。杨澜的离开只是一次转移，情感的转移，事业的转移。
一个人在紧张的工作中是需要放松的，当你走到了一个高度，就需要停下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这种回顾是一种休整，这种回顾是一种总结，这种回顾更是一种来自精神意义上的提高。
取舍的含义
凤凰卫视有自己严格的管理方式，在这里制作经费是预算了再预算，人员配备是精简了再精简，这点跟内地电视台几乎不能相提并论，杨澜就是在这样苛刻的条条框框里学会精打细算。原来的杨澜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每次杨澜都要亲自做预算，如果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的话，杨澜就必须要事先拿出呈报材料。比如，杨澜需要带两个摄影师，这是不可以缺少的，因为两个机器位置是最基本的电视制作要求，跟有些大的场面要动用十几台摄像机相比，这个预算已经是不能再精简的了。有了摄影师还需要灯光师，一个够用了。还要一个导演，这是必需的，不然前期没有办法拍摄，后期没有办法编辑。当这些人员敲定了以后，他们的路费、住宿费等所有费用都在节目的制作预算里，必须想办法从做电视节目的经费里省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杨澜也是觉得很苦恼，好像必须要一个钱掰成两半花才能达到预算内的开支，所以，每次杨澜都很头疼预算的问题，不是多了，就是不够。好在没有多久，杨澜就很清楚怎么算这些账单了。这让杨澜感觉到一种轻松，因为可以专心做电视了。
经过两年的磨炼，杨澜已经从一个不管不问的电视人，变成了一个带有制片性质的电视人。这种锻炼对杨澜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杨澜在这样的过程里学会了一种新的为电视服务的本事。那就是，杨澜对于可以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心中有数了。
有得到就会有付出。中国的文字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词组，比如，取舍。单看这两个字，你就会看出来，如果你“取”前面的，那你就一定要“舍”后面的。杨澜在凤凰卫视里“取”了工作经验的时候，就“舍”了家庭的幸福和温暖。现在杨澜决定“取回”家庭的温馨和亲情，那杨澜就只能“舍”去凤凰卫视的一切。
1999年10月，杨澜在凤凰卫视的机房里制作完成了最后一期节目。
走出机房的大门，杨澜突然感觉一种轻松的惬意，好像身边的空气突然变得清新起来。两年了，杨澜好像已经忽略了空气的味道，小时候的花园再次出现在记忆里，那里有一个童年时期关于植物学家的梦。
杨澜选择了回归，家庭永远都是心灵渴望安静时最美好的栖息地。当儿子问杨澜：“妈妈，你真的再也不走了吗？”的时候，杨澜觉得没有比儿子这一句反问更让杨澜觉得幸福了。因为杨澜知道，这样的问话里隐藏着一种只有母子间才会有的感动，杨澜知道自己对儿子的重要性，就像杨澜小时候爸爸对杨澜的重要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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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狂澜行动：阳光卫视的诞生（2000年）
如果没有吴征，杨澜会不会走到现在的高度？如果没有杨澜，吴征会不会这样的打造出一个阳光文化？假设的前提往往都是在事实既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做假设，如果没有这个事实，也许我们根本无法做出这样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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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王国里的第一位“女皇”（1）
有志者，事竟成。对于吴征来说，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到的。
在法国留学期间，吴征先后就读于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后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获第二个博士学位。因为法国的学习，吴征的法语十分熟练。
吴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用杨澜的话来说就是：“吴征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在所有的工作上吴征都不拖泥带水，什么事情都赶早不赶晚，赶先不赶后。”其实，连杨澜无法理解，吴征怎么有那么多的精力，吴征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热情。每天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却能一直保持着一种高效率。
在幼年时，吴征就开始跟曾经是著名外交官的祖父学习，法语基础很好，再加上几年的法国学习，可以想象吴征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杨澜的法国朋友曾经对杨澜说：“如果不是知道吴征长在中国上海，你会以为吴征是在法国巴黎长大的，他的法语绝对是正宗的巴黎口音。真是想不到。”
语言可以说是吴征的强项，因为吴征的英语也是好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这点就连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又在美国留学两年的杨澜也觉得不可思议。
1995年夏天，杨澜在人民大会堂用英语主持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的主持词，每一句英文台词，都是吴征帮助杨澜矫正的。精细到一板一眼的各个环节，什么语速、语气、快慢、包括重音都一个一个地纠正，搞得杨澜在吴征面前像个刚学英语的小学生似的。因为吴征的苛刻，杨澜的主持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吴征兴奋得围着杨澜转了好几圈，对杨澜说：“你看，你看，我说严师出高徒吧。你还不信。”杨澜也打趣着吴征：“是啊，是啊，吴老师，你什么时候能先把普通话练好呢？”说完就是一阵得意的坏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吴征的法语和英语再好，还是过不了普通话的关，当然就没有北京长大的杨澜发音准确了。吴征的上海口音让吴征永远地失去了体会“儿化音”的乐趣。因为不会发卷舌音“儿”，遇上带“儿”的音就只好省略。杨澜就说过吴征在这上面的笑话。杨澜说：“偏偏吴征还喜欢这个儿化还要赶时髦，在谈话里说些诸如“大腕儿”之类的京片子，结果别人还以为吴征他说的是“大碗”，结果可想而知，弄得哄堂大笑。好像吴征要用这个幽默来给大家送快乐一样。”过后，杨澜就会趁机上去要吴征“拜师学艺”。
虽然吴征普通话不行，但在商业上却是个奇才。从西方完成学业后，吴征先在美国开设博纳投资公司；业务涉及高科技、媒体、资讯及投资；后与美国华纳唱片公司合资搞电视企业。吴征与杨澜认识以后就有过一次合作，以《2000年那一班》的成功制作，让杨澜凭借此片的大受好评具有了国际知名度；吴征虽然功不可没，但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杨澜。这应该算是吴征送给杨澜整个世界之前的点缀吧。
吴征是个有野心的人，在电视企业领域吴征提出了“新媒体”的概念；吴征觉得未来的媒体发展将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借助一切高科技手段出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在前面的人才是有准备的人。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不是你有多少能力，而是看谁准备好了。
所以，当吴征这个思路逐渐清晰的时候，吴征就想把“阳光文化”做成全球最大的互动数码专题节目资料库。为了这个梦想，吴征开始寻找媒体平台，与新浪、四通联合，著书立说，吴征在这个行业充分的展示了他双料博士的所有才能，使阳光的媒体企业在资本运作的推动下，如鱼得水。
吴征之所以要给杨澜一个阳光卫视，是因为杨澜虽然从凤凰卫视出走，回归家庭的亲情，但杨澜对电视的热爱让吴征感到，应该给杨澜一个更自由的天地，吴征觉得杨澜的个人能力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天地里施展，而不是永远地待在家里。如果给杨澜一个自己的电视空间，那杨澜就不用在家庭和事业上为难了。
对于杨澜来说，人物访谈的节目，在这几年的制作里，虽然有了成功，但对于今后来说，杨澜觉得自己也只是刚刚摸着点门路，现在不做了，确实有点可惜。如果允许，杨澜还是会在之后的什么时间重新“出山”，把谈话节目接着做下去。前提是，杨澜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那样就可以保证节目的质量肯定会比原来的节目质量高出很多。
另外，杨澜开始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杨澜想如果有机会，自己应该涉猎一下，因为杨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选修过不少这方面的课程。留学期间，杨澜就感觉到了西方传媒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也很失望地发现，许多国内的专题片目前都面临着在制作理念上与创作手法上的陈旧问题，缺少一些非常有效的优秀节目来让海外的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杨澜觉得，只有走市场的道路，把艺术商业化，把商业艺术化，两者结合，以国际水平的制作高度打入国外主流媒体，才能打破目前这样的尴尬局面，开拓出一条中国专题和纪录片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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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王国里的第一位“女皇”（2）
对于这种类型的节目，杨澜的计划是作为一个制作人出现在幕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策划和出品上，把握节目大局，准确定位节目，对于是不是有太多的出镜机会，杨澜并不在意，因为杨澜觉得如果不能从主持的位置上成功转型，那样的电视生涯会缺少挑战的冲劲和情感释放的张力。
但在阳光文化出现之前，这些都只是杨澜的个人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