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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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那时候还远在阿尔巴尼亚，杨澜出生的时候，身边就只有外婆和妈妈。像那个时候许多出生的孩子一样，第一个抱杨澜的亲人就是外婆。
在外婆还没有享受完全部的快乐的同时，就问杨澜的妈妈，孩子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外婆说：“给囡囡起个名字吧。”
在欣慰里感到疲惫的母亲说：“就叫她杨澜吧。希望这个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
这好像是一种象征或暗示。当杨澜妈妈要到干校学习的时候，又是外婆用双手把杨澜抱起来，抱到了上海，并拉扯长大。
今天看来，1968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时候的运动刚开始两年，正是动荡不安人人自危的时候。每一个家庭里的又红又专的父母在时代的大背景里，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杨澜的父母也不会例外。杨澜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就像那个时代所有养儿育女的父母一样，孩子的降生让沉重的心情有了一点轻松。
杨澜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家庭会给自己的以后画上什么样的色彩，但初为人母的妈妈却知道，这个孩子的来临让这个家变得完整，让自己变得完整。
小杨澜是幸运的，因为杨澜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杨澜以后所能达到的高度，文化决定着一切。当然只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知识遗传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杨澜在走出学校大门之后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很努力、很敬业。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杨澜出生以后以及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所具备的个性都与这个家庭的环境有深远的关系。
父母的亲情，家庭的和睦，都在杨澜成长的过程里影响着她，但这些影响都是在杨澜回到北京后，离京的杨澜那时候还对北京没有一点记忆。
邻家有女初长成（1）
上海的雍容华贵和北京的清秀典雅最后促成了杨澜的与众不同。也许是生在北京长在上海，最后又回归北京的特殊经历才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杨澜。在杨澜的眼睛里，上海是这样的：“上海的气质可能是市民气和国际化情节的一种混合”。
杨澜眼里的北京呢？杨澜说：“北京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好像如果不表现出文化的深度就感觉不太对劲”。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化滋润出的杨澜就有了北京的文化气质和上海的国际化倾向，###最有魅力的城市在杨澜身上以文化的侧重点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的双重模式，给了杨澜一个定位。
杨澜出生以后，因为母亲要到干校学习劳动，爸爸也在阿尔巴尼亚做外援专家，所以，杨澜就被外婆接到了上海。
当时杨澜妈妈跟杨澜的外婆说：“妈，我要到干校学习，以后就不能经常的回来看您了。”
“你要去干校？那小澜澜怎么办呢？”外婆不放心的追问了一句。
杨澜妈妈叹了一口气，“还能怎么办？她爸爸又不在，我带着呗。”一句话让外婆心疼了，一连声地说：“那不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行呢，你把澜澜给我，让我带回上海去，等你回来了，再接走。”
杨澜妈妈着急地接过话来：“那怎么行，妈，您年纪也大了，把我们拉扯大就不容易了，再让您带澜澜，我……”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我来带，你一个人带我还不放心呢！”外婆接过小杨澜轻轻地抱着，用手拍着，嘴里还哼着小曲。就这样，杨澜跟外婆到了上海。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外婆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杨澜妈妈虽然舍不得杨澜，但也没有办法，干校毕竟不适合带孩子，另外外婆来抚养外孙女也是当时经常可以见到的事情。于是还在襁褓中的杨澜，就这样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可能是因为到上海的时候还不懂事吧，所以小杨澜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是外婆的唠叨和疼爱，还有外婆家里杨澜的舅舅们都对杨澜疼爱有加，让杨澜觉得特别的幸福。
外婆住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侯家路，那是一条窄窄的小巷，住在里面的人，每天都早早地起来，说着一种杨澜很难听懂的方言。杨澜就这样慢慢地长大了。
侯家路很多年以前已经拆迁了；那时候是条很窄的弄堂；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很窄，所以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这在当年的上海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梅雨季节过去以后，这样的长竹竿就有了另外的用处，家家户户都开柜翻箱，整条街的半空中，全都是招摇的被单，飘扬的衣裙，好像联合国开会时挂起的万国旗。在这样一种驱除潮湿的风景里；上海长大的孩子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夏天还没有空调，空调是奢侈品；所以每个夜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都热不可挡。所有的人们都被炎热赶到了大街上，于是；一排排竹椅被搬到了街上，从一扇扇门里走出了短衣短裤打扮的人们。晚上的乘凉活动开始上演；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
后院的老伯摇着蒲扇，拿着茶缸；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鬼故事；稍微大了一点的杨澜也是中间的一个；于是；每个晚上杨澜听完鬼故事后都觉得背后有动静。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杨澜总是很懂事地在拿到药以后说：“谢谢！”。还有那些男人们在狭窄的弄堂里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有一个胖公公让杨澜觉得最可怜，数他输得最多，每天晚上都要输的把两只耳朵夹满木夹子，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杨澜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这让杨澜觉得这个公公真是执著倔强。
因为特殊的年代，很多家庭都是聚少离多，杨澜的家庭也一样。出生后杨澜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又去了干校，杨澜则到了上海，就这样，一家三口，三个城市，有一个还在国外。直到杨澜4岁时，杨澜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国，见到了让他日思夜想的女儿。
这4年，杨澜就跟外婆生活在上海，住在“侯家路112 号”。为了防止小杨澜意外走失，大人就在小杨澜的衣服上用别针别上一个小手绢，上面写了杨澜的名字和“侯家路112 号”的字样。这就是杨澜最早的名片了吧，在大家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时候，杨澜就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片。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里，关于上海的记忆，还都是电影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印象。好像在国人的心里注定上海是个混乱的代名词，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繁衍出了上海的特色。弄堂里的各色人等，因为左邻右舍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之类的事情，把上海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杨澜在这里开始了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步。
在外婆身边，杨澜一天天地长大。她爱外婆，也喜欢那条窄窄的小巷，可是，她很想妈妈，常常感到孤独。对于外婆来说，杨澜是外孙女，自然疼爱有加，但对于缺少父母疼爱的孩子来说，早熟是必然的，于是杨澜就在外婆家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邻家有女初长成（2）
那时候的小杨澜每天没有事情都在弄堂里做游戏，很多邻居都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丫头，也喜欢逗逗她。有次有个阿姨问：“澜澜？侬家住哪里啊？”
杨澜天真地说：“我家在北京！”
“阿唷！北京？那侬的手帕上怎么写着上海侯家路112号呢？”
杨澜很认真地说：“是我外婆家啊，我在外婆家住呢！”
阿姨继续着玩笑，“在外婆家住啊，那你带粮食了没有啊？”
“没有啊！干吗要带粮食啊？”杨澜疑惑不解地问，眼睛里都是疑问。
“阿唷，侬总要吃饭啊，吃饭不带粮食怎么吃饭呢？”阿姨的眼睛里满是戏谑的笑意，可是小杨澜看不明白，就很认真地说：“那我也拿不动啊！”
“噢，侬拿不动啊，可以叫妈妈拿啊！”
杨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开自己玩笑的阿姨，说：“我妈妈不在家啊。”阿姨穷追不舍地说：“以后要补的啊，以后澜澜大了给外婆补回来好吧。”
杨澜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左看右看，看到了外婆，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外婆就知道杨澜又被邻居阿姨开玩笑了，一边哄着杨澜，一边跟街坊打招呼。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都已经在杨澜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童年的温馨还留在记忆里，让杨澜时常想起那条弄堂，还有弄堂里的声音，那是一种幸福。
侯家路上有一个菜市场。每天的凌晨，都会有运菜的卡车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横冲直撞地开到街心。一会儿功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形成了上海的早晨交响曲。于是每天都在凌晨的4点钟左右，菜市场的序曲首先拉开了侯家路的帷幕，随着天气的透亮，街头开始热闹起来了。
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那时候，都是退休了的老头老太们早早起来，把每个早晨唤醒，在城隍庙九曲桥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那时候的人们既要买菜，又要买鱼肉，常常用砖头、竹筐之类来占位置，这样买了一样就可以直接到另一个队列里去买另一样。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账，偷偷地把竹筐移出队伍，当竹筐的主人赶来时就会有场争执或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对以“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竹筐的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夜里睡得很安稳，偶尔有几声汽车喇叭也并不会妨碍他们的睡眠。早上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津有味，颇为知足。有时候也会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腿，骑车上班去了。这一切都让杨澜感到新鲜。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每个人最初的生活环境对这个人今后的一生都是十分重要的。上海在那个年代甚至是如今也依然保留着一种国内各地所无法比拟的洋气，幼年的杨澜也许就是因为上海的这段童年经历才有了今天的气质吧？
“昔孟母，择邻处。”居住的环境也许对于小时候的任何人来说，可能并不能显现出什么特殊的魅力，但对于长大后的成年人来说，童年时的居住环境却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对于童年时的小杨澜来说，上海的几年生活使杨澜身上有了一种北京气质以外的上海风情，这种上海烙印让杨澜在今后的电视生涯里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上海给杨澜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虽然那时候杨澜还很小，在以后成长的岁月里已经丢失了过多的情节，但侯家弄堂里的情景还是让杨澜有着一些印象深刻的记忆。菜场里的讨价还价让杨澜在今天的遐想里呼之欲出，窗口晾晒的衣裳还在杨澜的记忆里飘动，乘凉的人群、打牌的邻居、或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