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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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留学回来的杨澜接触了大量的电视信息，对于东、西方的电视风格之间的雷同和差异有理智的思路。
杨澜觉得，目前港、台所谓的电视风格，其实是沿袭了日本的电视路子，里面日式的痕迹太重，让电视这种快餐文化有种轻佻的浮躁。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日本的电视文化模式是又一种不成功的抄袭，抄袭的对象就是西方。
这样翻印的结果就是没有什么新义，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也许是正确的，但从文化的层面上分析，却是苍白的。这样经过几版的克隆模式对于杨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杨澜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借助电视的窗口来诠释文化现象，所以杨澜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有标准要求上的变化。如果说，美国的留学给杨澜带来了影响，那就是绝对不能被港、台风格所同化，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对于那些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也让杨澜感到不能接受。
第二节 “工作室”里的故事
用一种工作室来定位自己的节目，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用自己的名字来定位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当杨澜决定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节目时，其实就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挑战，在众多的节目里，如何来做出自己的特色，如何来保持自己的风格，一直都是杨澜在寻找的，也是杨澜想体现给电视观众的。那么杨澜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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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工作室》主题定位
如果你在广场上放过风筝就会发现同一个天空里放飞着不同的风筝，这些风筝基本上能够表达放飞者的心情。有的放飞者甚至带着不同的风筝，这个放一会儿收回来，再放另外一个风筝，每一个风筝都会带来一种乐趣或者说是一种梦想。
当电视给杨澜一个天空以后，杨澜就开始了自己放飞风筝的梦想。当然最早杨澜放飞的风筝都是别人制作好的，杨澜只要把风筝放飞到最高就可以了，现在的杨澜放飞的却是自己制作的风筝，杨澜能做出什么样的风筝呢？杨澜自己制作的风筝能飞多高？也许只有杨澜自己心里才清楚。
虽然凤凰卫视的领导也想让杨澜与总体的风格保持一样，但还是尊重了杨澜的意思，让杨澜放手一搏。
杨澜说：“谈话节目是电视的主要节目形态。从它的成本考虑、实效性考虑，都是电视自然属性的一种节目形态。但谈话节目非常大地受制于谈话的主题和尺度，这是中国大多数谈话节目主持人面临的一个现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好的故事，用有效的方式表述它们，我觉得节目的品质和收视率还是可以达到一致的。”
这就是杨澜对于谈话节目所给出的定位和思路。可以说上面这段文字不多的描述，真实地反应出了杨澜对于谈话节目的准确感觉。对于谈话节目，杨澜的精心可以从下面的文字里领略出来。这段文字是电视谈话节目里的记录，被杨澜采访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本名，查良镛。
采访前的作业
杨澜在采访金庸以前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对于金庸的作品、经历、擅长的知识层面，可能涉及的问题，杨澜都做了精心的准备。于是，就有了下面我们看到的前期笔录。
金庸是作家、报业家，以金庸的笔名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开辟了新武侠小说的风格，是新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报人和评论家。
可能涉及的话题：文学、历史、时事等问题。
金庸对于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或者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如果可能就让他自己来说一说。
对于通俗作品，金庸会有什么看法？
通俗和庸俗的作品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界限？
……
这里只是简单的一个部分，对于谈话的内容杨澜首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是即兴的发问，这样的节目更活泼。杨澜觉得这样的节目在大思路的定位下不会出现偏差，而即兴的成分却会让自己更可以随时产生创作上的灵感。
虽然是这样，但杨澜还是在制作提纲的同时补充着很多东西。比如，因为金庸是个文学家，所以文学的话题就成为所有话题的中心，文学的浩瀚让杨澜意识到，只能“以偏概全”地来突出某些部分，舍弃另外一些，这样谈话的时候有重点，节目就会紧凑。
在聊天的时候杨澜很随意地按照大纲的计划，跟金庸聊着关于文化的话题。杨澜看似漫不经心的提问，其实都是文化定位的一种思辨性结论，只是为了引出被访者的思想，才做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比如，杨澜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开了一个关系通俗作品与古典名著的话题，杨澜说：“其实，通俗作品也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品。我在书上看到过，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名著，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通俗作品出现的，当初作者写的时候，也有一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心理。”
金庸对这个话题应该很有发言权。所以，接过杨澜的话题，金庸就把这个论点扩大了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电视上接受采访的金庸说：“在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像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西。比如宋词，当时被文人戏称为“诗余”，有些名人别说不写，就是提都不愿意提的，认为有辱斯文。一般都是大家喝酒吃饭的时候，由歌女来演唱的，跟现在的流行歌曲差不多。当然，那时候写词的人都是一些大文豪，所以宋词从出现就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也是当时的通俗作品发展成文学作品的典型例子。”
杨澜接着刚才的话题开始了下一个对话，并继续陈述着自己的思维。从下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澜在这场对话之外所做的作业、所下的功夫。
在金庸的话题告一段落之后，摄像机前的杨澜对采访人说：“其实我们都学习过《诗经》上的作品，像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啊，还有什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啊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文字都很古典，其实在当时是很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当时的民俗里再通俗不过的东西了。”
“是啊。”金庸接着杨澜的话说：“其实很多文化最早出现的时候都是因为民间的需要，因为文化是民间情感的产物，这些民俗的东西其实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后成为一种文化。只是，随着文人的介入，把这种文化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于是民间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来替代原来的文学形式。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进化。”
杨澜之所以能有这样纯熟的谈话节目的经验，是与杨澜的耐心和细心分不开的。杨澜说：“每次做电视节目前，我都要准备，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我觉得进行采访，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迅速跨过年龄、地位、资历的距离，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感。”
杨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杨澜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所以杨澜在制作节目的前期准备中很多时候也会出现沮丧的心情。比如采访的时候，杨澜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自己早先做出的计划。有时候也会在开始采访之前，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那杨澜就会特别高兴。采访完成以后，杨澜会想到，刚才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没有深入下去有点遗憾，这些都会让杨澜在沮丧的同时，避免下一次再出现同样的疏忽，杨澜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总结里慢慢成熟的。
让“老外”吃惊的细腻
1999年在上海采访《财富》杂志主编时，杨澜看出了那位主编的态度并不十分认真，可能对于电视来说，这位主编见的多了，早就处于一种习惯性思维之中了，这位主编可能觉得，还应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不用走脑子思考了。
事实最后却出乎这位主编的意料。因为杨澜的问题在正常的寒暄之后，随着聊天内容的深入，突然变得敏感、变得尖锐、变得深刻起来。杨澜当时的提问可以用犀利来形容，问题具体到，在你就任主编之后这十几年当中，世界财富前10名的排列有过什么样的变换？这些又集中反映出国际产业结构什么样的调整？而那些被换下去和换上来的大企业领导，又是怎么面对这种变换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
虽然采访时间只有几十分钟，被采访的洋主编还是十分吃惊地说：“真没有想到啊，你的‘家庭作业’竟然准备得这么好，这么专业的问题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在中国我遇到的采访大部分都是，你对中国是什么感觉，你对上海有何感想。这些与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问题，只有你让我感到震惊。”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采访什么人，就说什么事情，这就是杨澜的风格。如果这位洋主编知道杨澜早在很多年前就拿过“金话筒”奖的话，我想应该不会对杨澜的思路和方式感到吃惊吧。因为，举一反三地来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做到最好的人，就有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上也做到最好。杨澜的成功就是一个佐证。
杨澜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杨澜准备提纲的时候很认真，也很细心。这样的一份提纲性的东西，杨澜竟然可以像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来准备。杨澜提前把所有的可以找到的、应该看到的资料全部过滤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整理出比较清楚的符合电视需要的提纲，再根据提纲编写脚本和创作思路。当然了，其中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可能出现的插曲都要在天头或者地脚的位置做标记和提示。这就是杨澜为什么可以做到最好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这一步，才可能进入采访与拍摄计划的程序。
接受过杨澜采访的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曾总结说：“我来中国有两件事出乎意料，一件就是看到了联想的第一百万台电脑下了生产线，第二件就是没有想到在中国有杨澜这么出色的记者。”
虽然杨澜一直在这样做着自己的节目，但杨澜还是觉得这种过程里缺少创见和电视艺术上的灵性，因为有时候创新是很困难的。在一个固定的电视模式里，你想有点创新，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虽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杨澜还是以自己的热情赋予谈话节目以全新的创作意图。为了弥补杨澜自己认为的先天不足，杨澜用比别人多的付出来换取节目的充实。这样杨澜虽然还是会为自己缺少灵感和创见而苦恼，但毕竟在自身的努力下，还是让大家见识到了所谓创新其实就是用比别人多的努力和付出来收获自己的耕耘。
这样一来，杨澜的谈话节目就会因为自己的尽心而每期都会出现一个亮点。也正是因为杨澜的谈话节目不只是一种聊天方式，所以，杨澜会针对不同的来宾制定出不同的采访内容，并因采访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提问方式，这样就让杨澜的谈话节目在文化的定位下在电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