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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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开始查阅美国主持人诞生前后的所有文字，做了大量的笔记，对主持人的历史杨澜这样记录着：美国的电视主持人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hor”；一类是喜剧演员出身负责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的主持人被，称为“Host”。20世纪50年代末的主持人主要在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里以公正的形象出现，这些主持人拥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一定的知识修养，以中年演员为主。20世纪60年代，电视出现了大量的谈话节目，新闻记者和演员分别以亲和力和谈吐幽默给了主持人新的定位。20世纪70年代，因为电视节目的泛滥，主持人的来源、层次各不相同，这时候的主持人一般都不卑不亢，喜欢提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来刺激观众的观看欲望。主持人的台词开始有专人撰写，但因为很多是现场采访，即兴的问题很多，有时候根据现场需要，要求这些主持人的思辨及语言功底，所以对主持人要求比较高。这样的历史让杨澜有了一个疑问，主持有艺术吗？或者说，主持人的职业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职业吗？
杨澜觉得，从美国主持人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这些人层次参差不起，有时候插科打诨，说着提前写好的台词，甚至很多人都离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所以，杨澜觉得，在美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持人”这一职业。
也许杨澜是对的，也许杨澜有点片面。如果仅仅是从主持人来自于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或者是需要台词提示来定义，可能有点过于武断。毕竟话剧的演出到现在也需要有台词提示人员的参与。这里不是讨论杨澜的结论是对还是不对，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杨澜的有心和杨澜治学的态度。
对于主持人，杨澜有自己的想法，杨澜觉得，一个主持人，应该站在节目的高度上去参与到节目中去，而不是简单的背台词，然后翻译成自己的白话，用一些语气词来把节目承上启下地串联起来，好像一根缝纫的线一样。
语气的把握、语言的分寸、现场气氛的调节，个人情绪的运用等等经常说的一切专业术语和要求，对于主持人来说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主持人本身所应该具备的涵养素质、文化层次、知识阅历等等人文精神上的内涵对节目的支持，主持人的气质要符合节目的气质，主持人的所作所为要符合节目的需求。
杨澜觉得，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张声势的骄傲，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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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那半尺厚的雪
纽约的雪与北京的雪还是有着不同的区别，人相似，境不同，便多了几分新奇。古人说，“境由心生”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杨澜起床后一掀窗帘，大街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银白色，在没有太阳的天空下面反射着晃眼的豪光，天空中飘散着鹅毛似的雪片。这让杨澜想起白玉兰在早春微寒的阳光下开放的样子，也让杨澜想起远在中国的父母。
那时候杨澜还是一个孩子，每年的冬天，当杨澜的妈妈用一声“下雪了”的惊喜把杨澜从热被窝里“勾引”起来的时候，白雪带来的寒冷就因为杨澜这急匆匆的起床，开门，出屋的动作而不在寒冷。没有生命的白雪因为杨澜的欣喜而好像有了生命。
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因为下雪，干枯的枝条竟然好像萌发出了白嫩嫩的苞芽，龟裂的树干上竟然也留下了雪的痕迹，让白色与黑色交织在一起。杨澜会很快地先走到树下，往树身上用力一撞，于是，就有树上做客的积雪争先恐后地飘落下来，好像接受了杨澜的邀请。这个时候，往往是身后妈妈的一声充满爱意的呵斥。于是，杨澜一脸顽皮的嬉笑便温暖了因白雪的袭击而寒冷了一夜的楼前空地。
堆雪人、打雪仗的游戏永远的留在了杨澜童年的幸福记忆里，儿时的那些把戏虽然深刻到每次想起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动，但长大后的杨澜更多的还是选择了行走的方式。是因为母亲雪天里的那份呵护再也无法还原童年的欣喜？还是因为童年时的那种纯真留下的美丽，在杨澜的内心留下了不敢再次奢望的距离？杨澜说：“每次下雪的时候，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我就很开心了。”
雪虽然是不同的，但杨澜的心情在有雪的日子里永远都是相同的。只要有雪，杨澜的心情就永远都是最好的状态。杨澜还没有出门就能想象出雪地的柔软和洁白，就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走出纽约的家门，雪花便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杨澜睁不开眼睛。围巾的上面开始开满白色的雪花，层层叠叠，大衣上的不同部位开始有了雪的埋伏，随着你的走动，有些飘落成伞兵的缩影，有些依然守候着你的眷顾。有些雪花很调皮地钻进围巾和领口，用牺牲自己的代价给你一份湿润和清凉，让杨澜领悟出，在干燥的冬天也有湿润，也有希望。融化的雪成为水，滋润着这世界上所有的生灵。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少有喜欢下雪的。因为下雪意味着交通的堵塞，交通堵塞意味着上班的迟到。所以和所有任何下雪的一个往常一样，路上都是脚步匆匆的人们。
让杨澜印象深刻的关于迟到的事件来自于给杨澜上课的教授。从教授的话里杨澜知道了迟到在纽约这个城市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借口能够站住脚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依托。
教授的讲述很简单。对于做电影电视这一行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一人迟到，则全部拍摄计划都会延误。哪怕路上摔断了腿，也要按时爬到摄影棚报到。有次下雪的时候，杨澜有一位同学迟到了20分钟，他解释说是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教授的回答丝毫不留情面，“你是在替新泽西道歉，而不是为你自己。”
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意味着谋财害命。古人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说法，可以说是“时间就是金钱”的鼻祖吧。对于电视出身的杨澜来说，杨澜清楚地知道，迟到的分量与含义。想到这儿，杨澜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
半尺厚的雪让所有的人都深一脚浅一脚的，脚步的踉踉跄跄让速度明显地不如往常。大街上到处是频频看表的人们，满脸的焦虑，估计十有###已经登上了迟到的名单。
迟到在美国几乎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事情，任何原因，包括天气，都不能成为理由。杨澜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在一个月里开除了28名员工，原因只有一条：迟到。
迟到给杨澜上了一堂课，那就是，迟到意味着再优秀的人才也会被淘汰。因为迟到让优秀就有了水分，所以，杨澜不会迟到，杨澜也不允许自己迟到。迟到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放任，迟到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残忍。对于放任和残忍的概念，杨澜并不陌生，所以杨澜不会让自己迟到，哪怕一次也不行。因为人生不允许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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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扫门前雪
临街的面包店每天7点开门，很多上班的人们都在这里购买咖啡和面包圈，这样就可以一边走路一边赶时间了。此时，咖啡和面包圈的香味和热气从店里弥散到街上，充满着诱惑的魅力，但却好像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娇嫩，其实咖啡和面包圈还是和往常一样，不一样的是人群的心理变化，因为雪，因为迟到改变了所有人的心情。所有低头缩颈的人只在路过面包店的时候才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深吸一口气，然后继续毫不迟疑的追赶着时间。只有那些预计有剩余时间的人才会一头钻进这香气和热气中去享受，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坚持，用毅力和饥饿抗争。
店伙计是个高高胖胖的意大利人，他正用大雪铲铲开店前的积雪。这是不情愿下的自愿。铲完之后，还要在雪堆上撒一把盐，这样可以加速残留冰雪的融化。杨澜一直很奇怪，在中国也有这样铲雪的自发活动，但雪堆更多的是用铁锹堆在树的根部做成雪人的形状，让雪慢慢的融化。而在纽约，却是用盐。在北京只有路面行人走车的地方才用到这个特殊的化学方式。也许就因为这里是纽约？也许就是因为这里是美国？
今年的雪特别多，纽约存盐量急剧下降。所以如果有人问今年纽约什么生意最好做，答案恐怕就是“卖盐”了。当所有的人们只想着尽快化了雪，好在迟到的雪里赢得时间的时候，却忘记了，雪化后的盐水腐蚀了路面和下水管道，但这点忧虑好像只是杨澜的一厢情愿，纽约人可不管这些，因为在这里迟到才是应该关注的话题，其他的似乎就没人操心了。
看着慢慢融化的冰雪，杨澜想起北京，想起自己的家。若是在北京，一定到处都是雪人了。黑煤球的眼睛，胡萝卜插出的鼻子，在雪的天空下，或神气活现，或开心傻笑，因为制作雪人“艺术”之人的心情不同而不同着。一见下雪便兴奋起来的人们，急着吆五喝六地出门，不是急着打雪仗，就是开心地滑雪橇，更有跟杨澜一样拥有平和心情的人，享受着踩上松松雪地后的感觉和那种可以让急躁的心回归自然的宁静与平和的声音。也有善意的恶作剧者偷偷地躲在某一棵树后，等同伴路过时拼命摇晃树枝。
可是，纽约，每个人都在赶路。
人生其实就是在赶路。有的人赶得急促，有的人赶得随意，有的人赶得慵懒，有的人赶得平和。杨澜在这样的雪地里赶路，感悟着雪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地域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区别。
大雪明显妨碍了生活在纽约的人们。纽约人不会去感激雪的美丽，尽管雪的温柔是那样的轻盈，雪的湿润是那样的温情，整个纽约的这天，应该会有跟杨澜一样的国人吧，用充满诗意的眼睛去欢迎这些充当天使信物的雪花吧。
纽约地铁里的乞讨者
在纽约，大多数上班的人都会选择坐地铁，地铁通常可以保证时间的准确。因为下雪的原因，乘地铁的人比平时多了许多。地铁站好像成了暂时避难所，所有把雪看成侵略的人们都像溃败后的士兵一样，匆匆地躲避进来，好像一进来就再也不用回到雪的怀抱里去一样。进来的人很着急地往里面挤，为的是争取时间的充裕，也因为可以暂时地躲开大雪，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骂着坏天气。于是本以脏乱出名的纽约地铁就更加的让人过目不忘了。
地铁车站里人越聚越多，行乞的人也多起来。杨澜感觉很奇怪，来乞讨的人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这让杨澜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遍地都是黄金的纽约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