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号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度解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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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2006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期”。以取消农业税和启动新农村建设为标志，“三农”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取消农业税成就“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新农村建设也出现“被上楼”等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综观多年来农村报道的“代表作”，大都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背景”密切相关，显示了记者在政策解读和宏观把握上的卓识和远见。
后记（2）
　　　　农村改革初期，像范敬宜、南振中等一批新闻界老同志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等名篇，对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警示作用。

　　　　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农村改革进入缓慢深化时期，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负担等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令高层大伤脑筋。像解国记、于绍良、刘健等一批新华社记者写出《猪头税竟按人头收》等一批优秀农村报道，影响较大。

　　　　2000年前后，农村一些体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农村需要“二次改革”来消化矛盾。笔者和同事刘健等写出《黄龙县为何9个农民养一个干部？》等一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专题报道，引起高层重视，直接促进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整，并推动解决了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难题。h米h花h在h线h书h库h ；booK。mIhua。nET

　　　　这些报道能成为某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作，正应了一句老话：站得高，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相反，因为缺乏对农村政策的宏观认知和精准把脉，不少报道则“隔靴搔痒”，不能触及改革的阶段性特质，老在发展“常态”里兜圈子，年复一年，老调重弹。翻翻报刊，打开电视，这种苍白的报道仍大量存在。

　　　　前几年，笔者曾与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一起调研城镇化问题。在交流中，李铁、袁崇法等知名学者就土地流转、城镇化等问题，直言新闻界一些报道频现“硬伤”，指出一些记者没弄懂政策和国情，没看到问题全貌，下去遇到某个侧面的情况就写简单报道，还盲目下结论，往小处说会闹笑话，往大处说会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

　　　　过去，我们说检验国企改革不是看一时效益有多大，而是看“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体制是否打破。同理，笔者以为，检验农村改革也应有个标准，即看农民民主权利是多了还是少了，看城乡收入差距是大了还小了。
后记（3）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一生坚守四个字：“勿忘人民”。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也有句名言：“在新闻面前，记者无权回避；在真相面前，人民有权知道。”这种职业的坚守，其实守护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和新闻理想，正是它，教育了大批年轻记者。

　　　　作为一名中青年记者，笔者写这本书其实就是一种坚守，一种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坚守。

　　　　有一年记者节，笔者曾写过一首打油诗：“田间村舍听民声，中南海边写春秋，百德之总是公义，勿忘农民四字诀。”

　　　　这种守望和突破的尝试是艰难的，除了自己17年跟踪“三农”问题的积累和思考之外，离不开周围许多人的大力支持。

　　　　在这些支持中，有何平、万武义、于绍良、王进业、陈芸、汪金福、刘健、陈芳、傅刚、刘敏、陈玉明等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有包永江、陆学艺、袁崇法、盛来运、谢扬、赵树凯等知名学者的指导；有王孟堂、栾兆东、王禹、陈向阳、李忠新等亲朋好友的协助。同时，笔者还要衷心感谢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新华出版社社长张百新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同时也要感谢出版社黄春峰、米俊峰、赵怀志等同人，正是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笔者才得以完成拙作。。kungua。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有内容来源于笔者与一些同事的共同采访，书中还有少量引文只注明了作者或出处，还不够详尽，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深表谢意，敬请谅解。

　　　　因为有你们，笔者有信心继续跟踪亿万农民的未来发展，并在城乡一体化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中，上下求索，不断推出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