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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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以后，水田组的犯人对我似乎也另眼相看，陶宗敏、余大周等也很少故意找我的麻烦了。
49长诗未惹祸
住在工棚里的饲养员董成安快满刑了，这个小伙子是宝兴灵关人，出身贫农，喜欢说唱，几次找到我，希望我抽空为他写个演唱材料，供他回乡后为乡亲们演出。一个星期日，他专门买了一个笔记本，一再嘱我帮忙。恰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事，我便在阳光下为他写了一首三四百行的长诗，共十章，叙述他全家悲欢离合、苦尽甜来的情景。多年不曾动笔，写起来有一种*，一气呵成，无一改动，大概只用了两小时。
董成安对这篇诗稿很满意，每天把猪喂完，便端个小板凳，对着山野高声背诵。有次被巡视工棚的霍修成中队长听见，听说是我执笔写的，立即收缴。大概他发现了什么问题，几天后一个晚上学习时，他径
直走到水田组，扬了扬手中的练习本，高声说：“这是王某为饲养员董成安写的一首长诗，我初读了一下，觉得不切实际，与事实不符。董成安是个未婚青年，诗中却描绘他家中有妻子，这不是任意编造吗？董成安每天拿去反复背诵，耽误了生产，效果不好，大家经过‘社教’，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今天就请你们来鉴别一下，这番个，看看它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霍中队长随即把练习本交给四川农学院讲师张兴林：“这番个，你文化高，你来读一下。”
张兴林不敢怠慢，拿到后就在灯光下读起来：题目，走向新生；目录……
霍中队长立即插话，“什么，没落？这两个字大有深意，值得仔细分析，这番个，什么阶级会感到没落？”
张兴林平时表现积极，对我有所戒备，关系较冷淡，这晚上不知怎样来了激情和兴致，以四川台方言广播的速度，一字一句认真朗诵，语调缓慢，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我感到他的确读得好，比平时读报更传神，其中比较生动有趣的细节，还引起阵阵笑声。
“报告霍中队长，读完了。”张兴林把诗稿规规矩矩地还给他。
“好，这番个，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这番个，谁先说？”
霍修成环顾四周，特别注视陶宗敏、余大周、王祖锡等人的脸。
会上一片沉寂，针落地上都能听到回音。与会者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响应中队长的号召，包括平时极爱发言表现自己的值星员和积极分子。
“张兴林，你说说。”霍修成终于点名，张却支支吾吾地说：“大家说，大家说，我还没有想好。”
霍中队长有些尴尬，这种场面是他不曾估计到的。他坐在那里，慢吞吞地吸着烟，沉默了许久，还是无人发言，他终于说：“那大家下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讨论。”拍拍屁股悻悻而去。
第二天在工地上，大家围绕这事七嘴八舌地谈得很热闹。
李金友说：“我觉得王记者的长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是一首歌颂劳改政策的好诗。”
余大周随声附和：“诗歌不同于新闻报道，生活的真实不同于艺术的真实，用新闻报道要求文艺作品，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
熊少武说：“霍中队长连目录都懂不起，说目录是没落，是无的放矢，瞎批一气。”
李尚鹄还说：“霍中队长文化太低了，故意打岔子，香花毒草都分不清，这样整人，如何能服人呢？”
还有人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也幽了一默：“像霍中队长这样批法，他的名字也值得批判，什么修成，是不是说修正主义必然成功呢？”
李尚鹄接着说：“那么，陈永贵的名字也不妥，穷则革命，想永远富贵，还不变修吗？”
我担心此事不知会招来什么样的诗祸，不料，第二天晚上赵干事到会主持读报，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也许是霍中队长把诗稿呈送给管教股，尚未得到进一步批示；也许是其他干部并不认为此诗有何不妥之处；也许是董书记刚找我谈过话，并对我表示鼓励，中队怎么好和场党委对着干呢？
50监门打开了
1965年冬到1966年春，“*”风暴前夕，思想战线上风浪迭起。劳改队为教育犯人放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一个个被当作反动影片在报刊公开批判，弄得人们无所适从。但在劳改队内，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社教”工作组撤走了，暂时没有新的政治运动，活路也不太紧张，农村经济进一步好转，场部供销社能买到不要票的鲜肉，偶而来队探亲的犯人家属都准予接见。这时，场部和队部还组织了一些活动，使犯人进一步了解社会动向。
第一次是苗下全体犯人与就业人员集合，听一位公社书记讲农村形势与对四类分子“给出路”的政策。这位书记头上包着黑帕子，好像是彝族，汉话却说得很流畅。他说贫下中农对四类分子采取“包夹”的办法（我一直未弄清“包夹”是哪两个字，辞典上自然查不到，自然不是旧社会的“保甲”），“十红包一黑”，四类分子与贫下中农同工同酬，并不歧视，对四类分子的亲属及子女实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方针。他说得很平淡，但人们都知道，这种“十红包一黑”的办法是很厉害的，那十双警惕的目光，鄙夷的神情，一定会让身临其境的“黑四类”或“黑五类”魂不附体。我在1951年写的《这就是人民*专政》，就描述过这种情况。回队后，李尚鹄、夏联松和我谈感想，都频频摇头，这样的“十红夹一黑”太可怕了，即使满了刑，也不能回乡受那种精神折磨。
第二次是l3中队来了几位家属，队部为扩大影响，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各工区派有代表性的犯人参加，提问题。本来，这是一次很好的思想沟通与交流。可能是这些亲属缺乏准备，也许是这些犯人代表太厉害，有些问题把他们问得张口结舌，不知所对。我未去参加这个会，李尚鹄去了。当犯人家属说生产队获得丰收，每人分得黄谷三百斤时，李尚鹄算细帐说，碾成大米，不过两百斤，其定量标准还不及劳改队，口粮肯定很紧张的。接着他又问，犯人亲属及子女在升学、参军及其他政治待遇方面是否和其他社员一样，家属无法正面回答，弄得主持座谈的陈代富干事有些尴尬，匆忙宣布散会。
第三次是许诚的妻子背着小女儿，由其母陪同来到豆豆溪。许诚原是天全县委干部，解放前在重庆某报任记者，刚解放就参加工作，思想激进，敢于进言，1957年被划为右派。三年困难时期他全力照顾岳母一家，使岳母一家人勉强熬过难关。许君第二次因言获罪后，岳母感激他有情有义，也悉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小女儿。这次三代女性一起探监，队部想利用这个契机扩大影响，专门召开全体犯人大会，请许诚妻畅谈农村的大好形势及对其夫君加速改造的期许。许妻是位未见过世面的贫农女子，生性胆怯，哪里面对过如此的场景，但见会场坐着一排排黑压压的人群，所有的目光直视着她和背后的小女孩，窘得双颊绯红，紧勾着害羞的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许诚的老岳母多些经历，忙走上台为女儿解围，说：“许诚在这里改造，一家人都过得很好，现在乡坝头比那几年好多了，希望许诚好生学习，不要惦念家里，也希望你们好好改造，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
第四次在苗下集合，请一位从茶场满刑回家后的一个小伙子讲新生后的生活。小伙子眉清目秀，瘦长的身躯，一双灵活的眼睛，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像是个城里人。他说刚回城时找不到工作，后来托人介绍，在一家供销社当“假巴意思”的采购员，工资三四十元，供销社主任比较信任他，经常派他出差。“假巴意思”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即还不是真正在册的正式职工，而是作采购工作的临时工。
2月22日，我突然收到远在沈阳的外甥女刘莉苹的来信和寄来的包裹，内有ll00度的近视眼镜，一件绿色绒衣和一本巴金著《大寨行》。她还是一位高中生，在信中勉励我“将来仍能为社会主义而讴歌”。这是我到苗溪后首次收到亲人来信。在劳改队，凡是家属担任公职的，一般都与犯人划清界限，杜绝往来，而没有公职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则一般尚存纯朴的亲情，敢于不顾政治牵连，仍与犯人通信或从遥远的山乡不辞辛苦地前来探视。
51一朝出高墙
组织犯人参观社会、了解社会据说是毛泽东倡议的。从l956年起，先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这项工作，被关押多年的战犯首次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建设项目，看到新社会欣欣向荣，社会秩序井然，都深受感动。此后，各地劳动部门群起效仿，使犯人们大体了解大墙外的社会动态，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3月26日，一个晴朗的日子，刚吃过早饭，队部陈代富干事突然通知许诚、王祖锡、王清霜和我共7人开小会，说经研究，派我们去成都参观。这次参观的时间较长，要我们做好准备，每人借一套新的劳动衣裤，提前发一个月的零花钱，自己如有存款可取出，也可以给其他犯人带买物品。这事立即在全队传开了，侯明光拿3块钱给我，请我为他代买一副300度的老花镜，夏联松悄悄交给我一封给妻子的私信，嘱我得便时寄出。
我看那封信，写得情深意切，盼妻子好好抚育子女，等待将来团聚。有一段写得特别有趣：“平时我给你写的信都是经过审查的，多半不是真话，你必须从反面理解，如我说这里生活过得很好，就是过得不好；说干部待我们耐心，就是很苛刻；说不要寄食品，就是我们这里经常忍饥挨饿，最好能多带点吃的东西。”“这封信是托某兄从成都私自寄出的，才敢说真话。”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七人离开豆豆溪，到场部集合。原来这次参观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统一组织的，苗溪茶场共有15个名额。除13队7名外，还有苗上5队的罗次岷、杨卓吾，3队的周裕文，4队的李孝源、易守廉，l4队的唐朝坤，大坪的唐仲文等。其中多系知识分子，易守谦是大学教师，李孝源、周裕文、唐仲文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我被加刑不满一年，显然与他们不同类，但大家毕竟都是犯人，有机会回成都观光，彼此陌生却似乎很熟，目光中交流着欣喜和互相理解。投入改造不久的都脱下囚衣，换上中山装，理了发。罗次岷与我近两年未见面，如他乡遇故知，他的麻脸上溢满笑容，与我热情握手。唐朝坤个子矮，显然已改造多年，像一位老大姐，话特多，有中年妇人的成熟与活力，她无法爬上卡车，是由其他男犯抱上去的，便自嘲说：“天生的矮人，没办法，有劳各位了！”王清霜据说是前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妹妹（一说为如夫人）被关在13队的集训队，属反改造分子一类，一路上沉默是金，落落寡合。
这次带队的是管教股长赵瑞观、朱庆丰、陈代富和其他队一位干事，一位佩戴手铐的武装管理员，他们似乎都放下了平时的威严和杀气，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赵股长坐司机台，其他干事和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