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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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我，孤立我，否定人的转变需要有个过程，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有人说我根本不像个犯人，试问犯人的形象该是怎样的？我认为犯人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仍拥有人格和自尊，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就是具体的表现，莫非俯首贴耳摇尾乞怜才像是犯人？我和你们是同样的身份，监督是相互的，你们可以监督我，我同样可以监督你，我又不是鸦片或海洛因，怎么会有麻醉作用呢？你们不和我接触，又怎么知道我有麻醉作用呢？有人显然是把我当垫脚石，企图伤害我来表现自己，这不是犯人应有的态度……”
哨音响了，值班干部喊全体集合，我还想继续说下去，赵干事宣布散会，对我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我不知道我的总评是通过了，还是没有通过。
出入意外的是，这次思想交锋后，我的处境明显好转。翌日清晨，比我年长的李尚鹄就笑着说：“你昨晚的发言如诸葛亮舌战群丑，有理有利有节，把那些七嘴八舌的应声虫洗刷得体无完肤。”李金友还说：“一心朝自己的道路走，他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吧！”，以后，与我接近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
43李金友真逗
在水田组，李金友是主动和我亲近的第一人。
他原是彭县（现为彭州市）山乡的民办教师，年轻力壮，生了一脸麻子，但五官端正，经常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喜欢唱歌，歌声高亢婉转而圆润，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平时，人们都称他李麻子，他朗声答应，我却从不使用这个不礼貌的浑名，不是直呼其名，就是尊称他为李老师或李歌手。我对他的尊重，换来他的善意和敬重。
学习时，他爱读报，主动拿来报纸，长声吆吆地读着。抑扬顿挫，声震屋梁，却常读错别字，如把老挝读为老过，袭击读为龙击，歼灭读成忏灭，鬼鬼祟祟读为鬼鬼崇崇。他读别字从不遮遮掩掩，蒙混过关，读得清晰洪亮，引起阵阵讪笑。干部不在场时，那别字更是错得出奇。余大周笑说：“李麻子，你当年如此教学，岂不误人子弟？”他嘿嘿一笑：“四川人生得憨，认字认半边，鄙人文化浅，望各位多包涵。”我怀疑他有时是故意读错，以引起哄笑效应，调剂气氛。下了学习，他常将无把握的字，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典故向我讨教，我一一作答，他便笑着说：“你是一部活字典。”随即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显得诚实可爱。他讲话比较随便，心直口快，敢于议论干部长短和值星员的是非，特别见不得那些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值星员，称他们是“红毛犯人”、“没良心的*虫”。
我和他都喜欢唱歌，工地上唱，寝室里也唱。当时适宜犯人唱的歌曲越来越少，他便设法找来曲调温柔婉转的歌曲，如《毛主席是我们社里人》《毛主席来到我们农庄》《格桑花》等。我俩按简谱合唱，引得人们侧目而视：“鸡叫鹅叫的。”我问他为何这样乐观，他说：“生性如此。你在宣判大会上还笑，不是比我还乐观吗？”
他有的是力气，不怕赃活累活难活。出牛圈肥是一项耗费体能的沉重劳动，在臭气薰天的牛圈里，用猪八戒那样的钉耙，把一层层浸透牛粪的茅茅草勾起来，装在撮箕中如一匹匹干盐菜。李金友负责给大家装背篼，一次装三四撮箕大约百多斤。对那些平时提劲打把的值星员和积极分子总是装得满满的，轮到我时，却只装些尚未被牛粪沤烂的干草，轻飘飘的，高喊：“走，下一个！”分明是关照我，事后还对我说：“炊事员的瓢儿长眼睛，我装背子也长眼睛，按照阶级路线办事。看人说话。”
在学习讨论会上，他大声发言说：“我家三代贫农，共产党使我翻身得解放当了人民教师，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唯一的原因是经不住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考验，如今想起来真是痛悔万分……，下来却对我说：“人生下来就有吃饱饭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一个社会连这个权利都剥夺了，还像话吗？”他认为自己犯罪是社会造成的，他不过要求吃饱甄子饭而成了*，l3队中许多人够不上*，也不是反革命，只不过在会上非要那样表态而已。
我觉得李金友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无论在哪个人群中，都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他那宽厚的同情心，从不伤害同类的德性，使我对他怀着永恒的尊敬。
44最可爱的人
李尚鹄比我年长十来岁，不修边幅，像位黑脸包公，原为志愿军某部副连级作战参谋，懂军事，转业后在永荣矿务局工作。他性格直率，好打不平，霍中队长不认识“鹄”字，叫他“李上告”，说：“你好大胆，判了二十年还想上告？”
星期天，我们在坝子里补衣服，我对他说：“老李，我在1962年春就知道你的大名了，难得在这里幸会。”接着说起我在动力厂筹办改造成果展览时读过他的判决书，说他与一伙人在劳教中不思悔改，仿铁托的榜样，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阴谋颠复无产阶级专政，为首的主席李克非被判处死刑，李尚鹄判了二十年。他听了大吃一惊，说：“真是胡涂官判胡涂案，李克非不是主席，而是秘书长。”他迄今才知李克非已不在人世，那个集团里的人分别送到了不同的劳动场所，到苗溪的只有他一入。
李尚鹄谈及抗美援朝，非常敬佩彭德怀指挥有方，以劣势兵力打到三八线，逼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常同我讨论朝鲜战争的得失，并与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加以比较。美国对越南*共和国实行狂轰滥炸，越南人民军先后打下一两千架美国飞机，劳改队中一些历史反革命分子不相信我方公布的战报，说：“打下那么多飞机，恐怕用纸糊都搞不赢。”我和李凭常识判断：战报需要核实，我方的战报是真实可信的，反映了空战的惨烈，这些飞机不太可能是高射炮或高射机枪击中，而是苏制地对空导弹厉害。越南战绩辉煌，主要是中苏两个大国支持的结果。
李尚鹄性格暴躁，好与人争执，甚至说：“这种日子太难受，真想跟他们拼了，反正是一条命。”我劝他：“眼下只有忍辱负重，逃跑很难成功，搞组织活动也不现实，你们已有教训，只有以合法斗争求生存，以生存求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研究一些问题，从底层看问题可能更清楚些。”他点头称是。
熊绍武出身贫农，与我同龄，土改后参军抗美援朝，曾任炮兵副排长，共青团员，作战勇敢，转业后到供销社工作，l957年整风中，党支书动员共青团员带头鸣放，他说：“共产党让我翻身，又当了干部，我没有什么鸣放的。”老支书便深入启发：“你提不出意见，听到别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呀，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几次个别谈话解除顾虑，再不提点什么意见看来是不行了，便在会上说：“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有些意见，认为统得太死，购粮过多，有些人反映不够吃。”老支书立即表扬，说：“这个意见十分中肯，大家应向老熊学习。”曾几何时，整风转入反右，供销社单位小，捉不到大鲨鱼，便把这位曾是最可爱的人大会批，小会斗，说他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一万个想不通，找到那位面容慈祥的老支书：“是你一再让我给党提意见，如今竟这样整治我！”老支书一脸尴尬：“这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怎么，你还不服？”于是，被开除公职和团籍，送去劳教。平心而论，他在劳动期间尚未受到过多的折磨，喊他在炊事组当炊哥，还有饱饭吃，但他一直认为受了愚弄，从心眼里反对这种愚弄普通人的社会制度。此时他在415那个劳教单位里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向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走另一条社会主义新路。他觉得那些人很有思想，希望和他们走在一起。后来，东窗事发，熊绍武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他劳动很努力，也非常悲观，认为这辈子算完了。见到我成天乐呵呵的样子，不是唱歌，就是开玩笑，也不上诉，并没有把二十年徒刑当回事，便不解地问：“王眼镜，你为什么会那么乐观？你不觉得身上的沉重压力吗？”
我宽慰他：“乐也是过，愁也是过，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原判十四年，还不满一半，如今又加六年，服刑期才三分之一。命运注定我要在这里度过很长时间，这里有这样多同命运的人，我们又无家室之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想到这里，实在用不着唉声叹气，也许这正是命运对我们的考验。”
夏联松是刚投入劳改的新犯，与我同龄，也是曾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迄今还保存着当年穿过的军大衣和漆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口盅，圆圆的脸，端正的五官生来带一脸福相。他是富农家庭出身，当年卫国保家自愿参军，家庭便成了“光荣军属”；转业后回乡当农民，仍按富农待遇，妻子离了婚，到外省嫁给另一名现役军官，留下一子一女。他吸取教训，和另一位贫农女儿结了婚，但厄运还是未饶过他。一次，一个贫农出身的小偷到他家偷猪，被他捉住打了一顿，“社教”运动中他因此被定为阶级报复，判处有期徒刑l5年，他自然也想不通。他是从小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在部队中一贯积极，成为共青团员，多次受奖，怎么转业后却变成了阶级敌人呢？
他大概只读过小学，却渴求文化，在部队向文化进军中是积极分子。他信赖文化人，便主动与我接近，希望能学点什么。队上图书室里只有一些枯燥的政治读物，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南方来信》，作为精神的慰藉。我也常宽慰他：“哪棵树上没有冤死鬼？自古以来，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会澄清一切。苏联在二十大以后就组建了谢列平为首的甄别委员会，你耐心地等待吧！”我给他抄了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他很感兴趣，他那朴实而执著的新妻正在等待他呢！
除了水田组，我在其他工区也结识了一些伙伴，如三区的卢泽民，身材颀长瘦削，随时保持立正姿势，胸脯挺得很直，抽着烟斗，显得清高而矜持，操北方口音，略带口吃，但思路清晰，系唐山工学院毕业生，学机械制造。他原在成都某信箱技工校任教师，因收听外台，给香港某信箱写信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说：“你学理工科，有一技之长，将来必有所用。”他说：“你学文科更好，我没有机床就不能制造工件，你随时可搜集素材，把形象贮存于脑际，把故事融汇在心底，一有机会便可展示华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互相鼓励，“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绝不要悲观失望。”
卢泽民常与伍大荣谈心，伍大荣旧时在西北任战地摄影记者，对西北的风俗民情、官场轶事很熟悉，常谈起张治中、马鸿逵、马步芳在西北的故事，老卢说：“老伍胸中有韬略”，我向他请教，他非常随和。
我还结识了霍中队长最讨厌的傅少安。傅当年已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自谦说在英国留学时间不长，才疏学浅。他年纪较大，体力差，搞农业活很吃力，提起队上的干事，他一句话定评：“讨厌至极”。那一年，还从浙江某劳改农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