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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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偷摘西红柿，仿佛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总觉得有人看见，双手不断发抖。哦，这是怎么了？为了活下去，必须战胜自尊和怯懦，否则只有死亡。再次偷摘茄子时，就没有那么多顾虑，逐渐变得顺理成章，得心应手了！人怎样在无奈时成为窃贼，实在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那个年代，农民不得不把颤抖的手伸向尚未成熟的庄稼，伸向地里残留的苕根或菜根，生产队长或保管员则以稍微体面的方式，在社员熟睡的夜半三更借口开会而扮演另一种窃贼，显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说：“顺手牵羊不为偷”，孔乙己为偷书付出了代价，我为偷菜也付出了代价，常常弄得鼻青脸肿，一脸菜色，满腹寄生虫，偶遇一车间的熟人，说我简直脱了相。
30“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个人在处境困难心情抑郁时，往往需要志同道合同气相求的朋友，车间里就有这样的朋友。
范忠洲与我同龄，为人正直，酷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常读《世界知识》、《世界文学》、约翰&；#8226；根宝著《非洲内幕》及《古巴的叛逆》等，并把他读过的书借给我看，讨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中苏分歧的是非。他是个亲苏派，认为苏联的新路线比较符合人民的愿望，苏联清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很必要；此外解决古巴之类的局部问题，既需要人民坚持斗争，也需要大国的斡旋。我们的看法总能达到一致。他有时很激烈，说：“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6月22日是他的生曰，我写了封短信，祝他三十而立，他理解我的情意，同时告诫我今后不要再写这类东西，白纸黑字，会惹麻烦。”
职工胡学江面目忠厚，多才多艺，特别喜爱音乐，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曾向音乐家郎毓秀教授请教，郎对他很欣赏，作了许多指点。胡很欣赏我写的小诗，曾拿去谱曲，他谱的曲节奏明快，感情真挚，充满对光明的追求和生活的信心，常利用空隙独自演奏。管劳教的李干事有次翻看一本歌曲集，问道：“这些歌是谁入作词谁人谱曲？”他机智作答：“是德国名诗人海涅作词、作曲家贝多芬谱曲，在欧洲诗人中，海涅的诗是谱曲最多的，有两百多首。”一次，我和小胡谈起南斯拉夫，他兴致勃勃地说：“报上揭露南斯拉夫失业工人生活痛苦，说他们早上九点钟才慢慢起床，到街头去拣啤酒瓶，换取面包牛奶，读来令人哑然失笑，和我们的生活对比一下，我们6时就喊起床，到哪里去拣啤酒瓶换牛奶面包呀，难怪人们感慨地说，南斯拉夫失业者是多么幸福！
劳教李祖泉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因买不起书而到书店去偷被送劳教。我和他关系甚好，他解教后可以外出寄信，我委托他用笔名替我给成都晚报副刊寄诗，他答应试试看。晚报编者寄信给动力厂调查作者身份时，周干事理抹了这件事。李说诗是他所写委托我修改的，又找我追问，说法相同。周干事未再深究，却留下我“不规矩”和“胆大妄为”的印象。
操作牛头刨的劳教程玉龙也热爱读书写作，曾把《新生代》和《叶尔绍夫兄弟》借给我看，并交换了读后感，以后又把他写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说是请我指教，我提了些意见。他说自己是富顺县人。我说部队进川时我曾在富顺县城最大的一家百货店宿营，他说那正是他的家。以后我们接触更多些，也议论过时事，都感到目前的社会危机严重，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的批评很中肯，我们却不肯接受。
车间新来一位技术员曾庆钊，气宇轩昂，谈吐不俗，听说我曾在川报工作，问我可认识曾淑萱和周夏群，我说都很熟，周还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他说，淑萱是他姐，周是姐夫。我记起l952年秋曾到他家作客，其父因历史问题被*，其母神情忧郁，但对客人仍极友善。曾告诉我，周夏群已调离报社，现在拉拉铜矿任采购员，刚来成都出差。我不便托他带信，只请他把一本《诗刊》交给周并向他问好。几天后，他告诉我，周收到了《诗刊》，对我们往日的交往十分怀念，对我目前的处境深感惋惜，知我自学外文努力上进，感到欣慰，同时又劝我在目前形势下学外文不如学一门技术更有用，我笑了笑，表示理解。
职工范芳泉也好学上进，但不知目前这样的生活何时才能终了而心情压抑。我常鼓励他形势比人强，让时间作结论吧，美好的日子必将来临，并朗诵海涅和普希金的诗给他听。小范给我写了一封信，称我是“亲近的导师。”
由于我的案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国际共运一有风吹草动，上面便怀疑我有什么不合时宜的想法和行动；加之我坚持学外语，接触的又多是思想活跃的青年，更怀疑我与党“争夺青年”，于是，我的处境日益困难起来。1962年底总评时，梁干事指示对我要“重点帮助”，说我是“现代主义修正者”（应为现代修正主义者，他对新名词常说错）。我付之一笑，感谢梁管教赐我一顶闻所未闻的新鲜头衔！
我意识到当时正是敏感时期，*中央于6月4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苏共发表了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此我没有写过什么，我写的文字都可以示人，但有一本美术日记，抄录了我历年所作的百多首诗，还有长诗《在贝加尔湖边》，一旦被搜走很可惜，便利用工作之便，把前者交给五车间收发刘职工，把后者送给六车间收发钟职工。这两人对我都很有好感，平时却极少交往不会引起上面的怀疑。
果然，不出两天，梁干事奉命对我的书籍、报刊以及放在板报组的所有笔记本进行突击检查，把十多本外文书和《真理报》全部搜走，却遗漏了我藏在枕头里的诗集《从扬子江到多瑙河》和一本南斯拉夫旅游地图。
从此，我成了车间里的一个危险人物，一个炽热的炭元，似乎放在哪里都会燃烧，必须严格限制我的活动范围。
31理性的力量
在动力厂担任警戒任务的是解放军某部一个连，连部后面修了一个神秘的小院。小院的大门紧锁着，小门间或有两三位干部出入，一排房屋与连部平行，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入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只能蜷伏于此交待问题，专门用来对付那些重新犯罪特别顽固的案犯。这里没有挂牌，被称为集训队，是监狱中的监狱。
11月5日，天气阴沉，队部通知我不出工，把铺盖捆好，其余东西留下。10时许，被送进这狱中狱。集训队的管理真够严格，纪律制度之繁琐超过看守所：不得与队外人接触，队里人也不准交谈，处于全封闭状态。行李经过全面检查，书籍和笔记本被没收。每日生活的全过程有干部监督，还要求互相监督，有事随时报告。这是个令人窒息的小环境，却说是“改造人的场所，集训三个月，胜读十年书，从这里出去，如换了一个人。”
我的心绪逐步稳定下来，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最了解自己。我仍然关心四海风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我国内政、外交、经济、政治、文化等，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符合马列的，与毛泽东从前的言论也是一致的。因此我无须隐讳自己的观点，正好以此为契机把它们系统整理出来，以战士的姿态勇敢地冲锋陷阵，展示自己的道义和人格力量。
在这半个月里，我一直写得很专注，很亢奋，压抑了很久的思想，控制了多年的话语和情感，如决堤之水奔涌而来，浩浩荡荡，波涛滚滚，一发而不可收。每天下午写l5页，6000字，一直写到晚饭前。
第一天写《认罪服法问题》，我写道：“这些年来，人们都认为我是认罪服法的，其实我是服法而不认罪。我从未认过犯了投敌叛国罪，因为我投的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准备去南斯拉夫，也不是搞叛国活动，而是留学深造，寻求知识、真理和友谊，罪名是强加给我的，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如果说，在1958年社会主义大家庭还异口同声批评南斯拉夫，如今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党都已和铁托和解，在重大国际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道义一致，观点相通，因此，判决书上强加给我的罪名更不能成立了。”
第二天写的是《斯大林与个人迷信问题》。有篇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批评苏共全面否定斯大林，其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未全面否定斯大林，他在开头就肯定了斯大林在领导国家建设和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绩，当然，也尖锐地揭露了他提倡个人迷信导致大规模*和苏维埃社会的停滞，几百万人的死难和几千万人的流放迁徒，他成了伊万雷帝式的暴君。斯大林的错误给共产党人的形象和国际共运带来极大伤害，它成了法西斯的同义词，因此遭到正直人们的唾弃。如果肯定斯大林，实质是肯定个人迷信和专制制度，拒绝*化进程。*绝不仅是手段，而是人民的根本要求和现代社会的准则，对*的践踏决非无足轻重的小事。
第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和*进程》，我认为该文混淆了判断问题的客观标准。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应主要看它的经济基础和领导力量。南斯拉夫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国家主人。领导国家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因它不赞成苏联或中国的发展模式，或对苏联、中国的路线
方针政策有歧见，就把它推到敌人一边；也不能因为它接受美援，就骂人家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上，铁托领导的南共在困难条件下作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可贵的努力，是我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所肯定了的。铁托是斯大林的对立面，是国际共运中第一位改革家，他无愧为“小国家的大领袖”，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其余ll篇各有专题，有材料，有分析，有批判。这近十万字的“检查交待材料”，是一个30岁的青年公民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并对国计民生、内政外交各领域提出了系统建议。我开始写作时较平和冷静，越写越热血沸腾，跳跃着一介书生的忧国忧民之心。
沙叶新曾写过一篇《检讨文化》，指出建国以来，在“左”的背景下，中国人上自中央领导、*人士、学者名流，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写过各种名目不同的检讨，其中多数是丑化自我，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枷锁。同时也应看到，在那个年代里，许多闪光的思想，具有穿透力的真理性认识也不得不以检查交待的形式出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