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经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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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现代经济学来说，明显的区别在于，网络有机性对于单独的人来说是缺乏意义的，但对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于后现代经济来说，后现代组织增加了有机性（网络效应、外部性等）这个维度。另一个区别在于，它相对于最终用户是中间存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组织的目的不能异化于服务对象的目的。
典型的现代经济学，如新古典理论，并不太谈论组织。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做一个黑箱，把它封闭起来，放进市场，只谈投入产出，不谈组织内部结构。比较重视组织问题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并不以经济人理性为基本假设，而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科斯在提出交易费用时，已经隐含企业组织是市场失灵的产物的观点，起因是注意到组织协调成本问题。然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化尝试，又把组织理论拉回到最优理论的轨道上来，意图建立最优组织理论。
后现代经济在组织上区别于现代经济的问题何在呢？在于它不是寻求理性最优。它重点关注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代理人如何向委托人复归，进而委托人如何以消费者为本；二是组织设计相对于最终效果（最终消费者）如何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效能。
后现代对于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互联网现象转化了后现代主义的组织语言，所指的是什么？或者说，后现代主义对于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难道是组织的多元化？在图4…1“后现代组织的解构与建构”中，如果我们望文生义地认为后现代组织的基本观念是从一种组织变为多种组织，那未免失去了后现代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原意。
我们在最开始就指出，互联网具有多元化和有机化两个根本特征，由此产生了后现代经济的个性经济和网络经济①两个根本特征，而有机化、网络经济又强调的是它们的“活”这一特征。
在组织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强调的第一位是它的生命特征，与生命特征相反的是机械特征。②
个性化和多元化仍然是组织的后现代特征，但它们已经退居幕后，成为第二位的特征，成为生命性这个第一特征的背景。
图4…1？后现代组织的解构与建构
背景的意思是，呈现生命性特征的组织，必是因个性化和多元化而成为复杂系统的组织。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因元素的多元离散或非线性组合而显得复杂的系统，只有按生命性的原则来组织，才不致因管理的协调成本过高而崩溃。在简单系统中，正是由于系统结构的线性特征，才可以由机械因素代替人的灵活因素来实行“科学”管理。可见，组织的多样性、多元化，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是操作性的问题，而组织的生命性（如自组织性、网络性）①才是顶层的所指。
进一步的问题是，组织的生命性对于K区间这样一个离散集合来说具有双重性。它们都是生命性所指：一方面，组织的有机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非线性的组织特征，它与X的线性轨迹不同，但在有限理性的K'区间，有机性可以表现为非混沌的规则性；②另一方面，组织的解构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毁灭（或毁灭式创新）的组织特征。事实上，这二者在生命体中是统一的，生命既是建构的，又是解构的，是新陈代谢的。
只有全面把握这两个方面，我们才可以理解后现代组织，既是对有序的打破，又是有序的生成。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如结构主义，往往强调前一个方面；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如我们在网商生态系统建设中看到的，却是多元化元素的有机协同。
第五章 后现代经济——资本（1）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资本理论来说，这意味着一元化的专用资本“烟消云散”为感性化的象征资本。
后现代经济资本论，针对的主要是资本从理性化向感性化解构的问题。感性化的形式包括：资本体现于感性的劳动者身上，形成知本；资本体现于感性的人际网络中，形成社会资本；资本离开企业，成为对感性人的投入，形成个人资本；等等。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对于资本理论来说，讲的是当资本本身成为贴近生活的网络时，个人如何消除异化，成为资本的感性的主人。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贴近感性个人的异质性资本何以可能？
互联网的体验化
《自动钢琴》
京城某个超市别出心裁，门口一边由自动钢琴演奏，一边由农妇操作纺纱机，吸引顾客。我想到另一个问题：
如果艺术家不在场的话，自动钢琴与铣床、纺车有什么本质区别—它们都是“决定论”的产物；反过来说，农妇算真正在场吗？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按自由意志行事呢？
自动钢琴的隐喻
戴维？诺布尔的《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这本书也提到《自动钢琴》。这是库特？冯内古特1952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小说家当时正在通用电气公司斯卡奈塔市总部工作，他回忆说：“我看到的第一部完全自动化的机器是一部铣床。”工人面对自动化机器的不安情绪，促使小说家写作了《自动钢琴》。
在小说中，工程师保罗负责用自动化来取代工人。为此，挑选了最好的操作工鲁迪？赫兹，把他进行操作的每个动作记录下来，输入控制带。
就机器而言，也就经济而言，这就是鲁迪的灵魂……控制带就是从那个长着大手与黑指甲的文质彬彬的瘦小男子身上抽取的灵魂；……现在，保罗只需从车床的主板上按下按钮，将控制带的信号输入，他就能在一个、十个、一百个，乃至上千个部件中烙上鲁迪？赫兹的灵魂。
多少年后的一天，保罗在街上遇到略显老态的鲁迪？赫兹。鲁迪？赫兹掏出一个硬币，投入自动钢琴，启动音乐，然后大叫道：“看到这些键自动弹上弹下，你难道不觉得毛骨悚然？就好像一个幽灵坐在那儿，掏出心来弹琴。”
保罗听了，夺路而逃。
看到这里的时候，人们不禁会联想：资本，就其本质来说，不正是自动钢琴吗？
钢琴，本来它应该是由人来弹奏的，是人赋予机器以灵魂。灵魂是自由的、非决定论的；而机器是物化的、决定论的。但当钢琴自动化后，心没有了，只剩下物了。
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从《自动钢琴》中得到的启发在于：资本既是社会关系也是物，是物化的社会关系。本来社会关系具有“心”的非决定论的一面和“物”的决定论的一面。当社会关系被资本化后，就好比钢琴师的心被控制带的物给取代了，于是社会关系只剩下了物的一面，决定论的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不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涉及心物关系。我们过去只认识到前一个方面是不对的。现代性（不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提，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无论是用物来反对心，用决定论来反对非决定论，还是用自动钢琴来反对钢琴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后现代经济——资本（2）
后现代经济中谁坐在资本原来的位置上
后现代经济第一位的规定性，就是心物一元。资本作为用“物”来替代“心”的专门体制，作为一架自动钢琴，不可能把“心”容纳进来，不能指望自动钢琴把钢琴师请回来，那就意味着要扯断控制带，让自动机不再自动。
什么是心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指一切非决定论的东西。创新是非决定论的，创新是“心”；个人知识是非决定论的，个人知识是“心”；文化是非决定论的，文化是“心”；网络（在有机联系的意义上）是非决定论的，网络是“心”。当“心”回来之后，社会就从无机体复归到有机体，从机器回到人，从自动钢琴回到钢琴师。
这就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人决定机器，还是机器决定人？人们对技术总是有一种担心，担心技术有朝一日控制人，物有朝一日控制心。接着就陷入一个思维误区，把努力方向集中于用人来控制技术。我认为这找错了方向，问题不在于技术如何，而在于我们采用资本的体制，还是创新的体制，或者说，采用一个资本与创新协调的体制。
如果我们只是改变技术，而不改变让人物化的资本体制，我们就不能避免物控制人的悲惨前景。既然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用决定论来排斥非决定论的深层含义，我们进入后现代经济的目标，就不能是用一种资本（如知识资本）取代另一种资本（如物质资本），而是用知本来取代资本，用创新来取代资本，用网络来取代资本。如果嫌“取代”太极端，可以把它理解为改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一转型中将资本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来保留。
严格来说，解构的后现代是用心来排斥物，建设性的后现代主张的是心物一元，而不是偏心。自动钢琴作为一种体制，将成为有害的东西。替代的体制，不是不要机器，而是让人与机器并存。在这方面，纺纱机也许是另一种隐喻：农妇和机器，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只有农妇，不要机器，我们将倒退回原始社会；只有机器，没有人，我们处于现代社会；后现代的目标是复归到人与机器和谐相处的状态。
为此，需要改变这套比喻中农妇的状态。她在未来体制中，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不再是一个出卖体力（或者说人的物质力量）的角色，而应是知识力量与物质力量平衡的角色。我称之为知本家，意思是劳动与资本的混合体。劳动也不再是被动的、被决定的劳动，而是自主劳动，意思是非决定论的劳动、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创新中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不是要倒过来，用非决定论取代决定论，用心来取代物，而是要实现两者的平衡。创新也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创造性毁灭，只有不断的革命和运动，就不可能有稳定与和谐。
创新、个人知识、文化、网络不能被资本这种体制兼容，是后现代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障碍。具体来说，网络要求外部性，外部性与资本的专用性存在体制性冲突；文化要求感性，感性与资本的理性冲突；个人知识要求隐性和无形的会计制度，与资本的显性会计制度冲突；创新要求将变革本身制度化，与资本将不变制度化冲突……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现代传统的工业化体制存在“物”所特有的那种僵化性、被动性。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不能适应发达国家向后现代经济升级带来的挑战。
第五章 后现代经济——资本（3）
人来弹钢琴，与自动钢琴弹琴，最大的区别在于灵魂的有无。
后现代经济对资本的解构过程是“招魂”过程，将各种人文价值—审美、人际关系、象征、体验、自由共享等—招回到资本体内，将资本拖入感性区间。对此，我们可以一一观察。
回到日常生活
一直以来，现代经济学强调生产的核心地位，而资本又处于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