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深度解析中国为什么不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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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三点差距,这是让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却又无法改变的。
一位朋友时常给幼儿园老师送点礼物,每次老师都坦然、毫不客气地收下。投桃报李,她的孩子也受到了一些照顾。后来,她忙于工作,有一段时间没顾得上给老师送礼,某天孩子放学后很委屈地对她说:“妈妈,老师现在对我不好了。”她听了心里难受,赶紧买了礼物给老师送去,随之她的孩子受到了“更上一层楼”的待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孩子在日本上幼儿园,老师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从北京回日本时,顺便给老师带了一点茶叶,可老师说什么也不收,告诉他,照顾孩子是她的工作,心意领了,礼物坚决不能收,态度之坚决,让我的朋友感动异常。
第一章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什么(6)
不送礼就得不到正常的待遇,这对孩子一生的成长会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他也许会记得这件事,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运用“送礼学”把障碍打掉。而日本呢,老师的职业、敬业会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模范不是靠媒体报出来的,而是身边的人一点一点的小事积累起来的,所谓言高为师、身正为范,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能白天教孩子背诵“要留正气满乾坤”,晚上收下家长送来的名烟名酒,言行不一的师长,难以造就言行一致的学生。
对家长来说,也是无可奈何,想必有孩子的都有切肤之痛。最近,一个朋友带孩子去一家公立幼儿园面试,自己知道也是走过场,因为招20人,去了200人,“我肯定没戏,只有递条子的才有戏”,她说。3米3花3书3库3 ;www。7mihua。com
我一直认为,国与国差距的根本在于人,人的差距根本在于教育,教育在幼儿阶段就显现的微小差别,会在未来无限放大,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得越远,散射越大,影响面越广。
差距,就此开始。
4日本教育:让最穷的孩子也有尊严
比较中日差距可谓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但如果比较中日的教育差距,好像支持日本的居多,连特别反日的朋友,也在内心深处认为日本教育办得比中国强。
于是,我们就继续探讨教育话题。就说段旧事吧,那是2005年,访日之后的调查。
“对于本次访日活动,您对哪个项目印象最深?”看到日本外务省问卷里的这个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我的感想:在儿童福利院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最快乐,印象最深刻。
这次访问是日方安排的,为期10天,先后访问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现为防务省)、文部省。作为关注中日关系的我,获得了许多一手的资料,对工作自然大有裨益,却唯独对孩子感兴趣,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正常。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福永先生打电话询问感受时,听到我的答案也似乎有些意外。
我所访问的儿童福利院名叫至诚学园,隶属东京都。我们一行4人去访问的那天是9月9日。
接待我们的是校长高桥利一,他的父母拿所有财产办了这个机构,他继承了这份事业。高桥介绍说,学园资金来源是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其中国家拨款,东京都地方政府拨款,其他便是自筹资金。学园收养了76个孩子,其中孤儿不到10%,多数情况是父母由于酗酒、有精神疾病等原因无法正常抚养孩子。
在日本这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我们见到的是无法享受父母之爱的孩子,不能断定他们是最穷的,但算做“贫困生”应该不过分。
然而,这些孩子的状态令人惊讶。
他们住的房子是一套大的单元房,两个人一间屋,里面有厨房、卫生间。当校长带着陌生人走进来时,一个调皮的孩子做起了鬼脸,看到我的相机马上跑开了。就在校长介绍情况时,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抱着校长的大腿叽里呱啦一通日语,校长歉意地冲我们笑了笑,没有斥责这个孩子,当我们试着和他打招呼时,小孩子红着脸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一个人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起了小人书。
另一间屋子里,一位“男家长”在陪两个小女孩画画,看到我们的相机,无论“男家长”怎么劝说她们也不肯看镜头。后来聊天时发现,这位“男家长”是庆应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毕业时曾经在这个学园实习,后来在企业工作了几年后,对此地无法忘怀,于是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来到这里。
第一章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什么(7)
学园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必惧怕“家长”,不必仰视他们的校长,他们从心底里发出的快乐和童真的眼神让我震撼。
高桥利一告诉我们,日本1947年就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那个时候,“二战”结束刚刚两年,日本处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许多家庭连维持生计都困难,许多孩子只能赤着脚去学堂。再往前推,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官因为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而剖腹自杀。
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即使全力以赴在今天取得优势,那么,明天呢?
我们和一群不到10岁的孩子玩起来。其中一个孩子说:“他的理想是长大了开个面包店,如果朋友来了不能免费,但可以给予优惠,一个面包500元,我5元卖给朋友,不,一元就可以了!”
真实的、有尊严的生存,真实、可以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日本的“贫困生”。
5日本孩子为何比中国孩子更真实
2010年4月8日,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公布了一项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调查。调查显示,日本高中生上课时打盹的比例最高,达45%,而中国学生打盹的仅有。
如果按照一个班50人计算,在日本的高中课堂上22人打盹,而在中国只有2个人打盹。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高中生太爱学习了,如报道所言,这充分反映出日本学生对学习的消极态度,中国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是最积极的。
然而,这个结论和我们所了解的事实相去甚远。经历过高中时代的人大都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重点学校、重点班,还是普通学校、普通班,一堂课上只有两三个同学打盹当是极其罕见的状况。亲戚朋友的孩子有读高中的,也可以当面问问,的“打盹率”是否可信。
各大论坛的相关帖子,也对这个超低的“打盹率”表示怀疑。这有两种可能:第一,采样不科学,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是课堂上不打瞌睡的优秀学生;第二,中国学生接受调查时说谎了。
其实,当一份调查问卷摆在面前,或是接听一个电话调查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和诚实答案,具体而言,认真听讲是标准答案,而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中国的孩子,面对镜头、面对调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选择标准答案。因此,可以说,的中国孩子打盹是标准答案,而45%的日本孩子打盹则是诚实答案。为什么日本孩子更愿意诚实回答问题?这背后有着社会文化、家庭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多重影响。
《南方周末》曾以“会说谎的作文”为题,报道“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报道引述一位老师的话说:“我布置了一篇题为
‘老师在我心中’的作文,发现同学们都写女老师小叶,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比起孔老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叶老师同事这么久,怎么闻所未闻?孩子们的作文编得越来越离谱了,不是老师得癌症,就是父母死了。假话年年更新。”
没错,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反思一下,难道我们不都是在这样成长吗?有一次主持凤凰网的名博沙龙,我问嘉宾朱大可先生这个问题,他说,对,从我们的爸爸、妈妈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蒙难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直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我们不断地说谎,有时候想想很可悲,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时光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结束,这个大概是在差不多二十五六岁,最好的生活时光是献给了一个说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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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什么(8)
朱大可回忆说,自己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也撒谎,还每天写红色日记,写今天我又读了毛主席的哪段语录,非常感动,或者今天看了什么红色电影非常感动,全是千篇一律的,通常第一句是晴空万里、春光大好,诸如此类的空话、套话。那个日记每周都上交给班主任批,班主任会写评语,看红色日记写得是不是符合规则。
连战第一次访问大陆那一年,大陆孩子撒谎成为台湾笑谈。连战访问他西安的母校,校方组织了六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戴着红领巾,在台上表演《连爷爷您回来了》诗朗诵,然后这六个孩子就开始朗诵,充满深情地说,“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其实连战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声情并茂。
连战的手下全部笑得前仰后合,就连战不敢笑,这件事情全台湾轰动,因为这些年台湾人民就再也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大开眼界。后来,台湾的议会开会,民进党把“连爷爷您回来了”做成手机铃声,就在开会的时候让他们打进来,拿这个手机给连战听。
想想我们自己,谁没在作文里撒过谎?
相比而言,日本的孩子表现得更真实。
日本父母普遍重视培养幼儿的诚实品德。三四岁的孩子不慎打破了家中的花瓶,如果他勇于将事情和盘托出,不仅不会受到处罚,还会因为诚实而受到表扬。但是如果他拒不说出真相甚至嫁祸于人,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罚,甚至强行要求将其零用钱或压岁钱作赔偿。奖惩如此分明,使得孩子从懂事开始就在心中树立起“以诚实为本”的信念。而在中国,父母更愿意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世界。少年作家蒋方舟就说:撒谎是中国父母的天职,粉饰世界为孩子维系一个无菌环境。
有时候,日本孩子的理想就是当个面包师,大人听了也赞许地点点头,而在中国,孩子往往有着宏伟的理想,不这样说就会被大人或老师小小地批评一下。久而久之,标准答案深深地烙在心中。冬奥会上周洋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没有按照标准答案感谢国家,而是说父母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这句实话竟然引来全民赞佩,而后被迫改口,足见说实话要倒霉、说假话才能生存的糟糕的社会氛围。
反观日本,诚信教育几乎贯穿人的一生,在家庭中父母经常教育孩子“不许撒谎”;到学校里耳濡目染的也是“诚实”二字;在公司里,“诚信”几乎是普遍的经营理念。
我曾参加一次中日教育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