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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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现在的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国有企业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切按照行政计划行事，没有盈亏概念，没有贷款只有拨款，而现在的央企不仅谋求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更希望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角。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他们以董事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显示国有企业才是中国的市场正身，这些企业试图阐明从未有过的理念，无论控股者为谁，通过国家主义将使市场效率与分配的公正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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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终极失衡（1）
国家经济主义将走向何处？不得而知。
美国20世纪初的辉煌，详细记载在各种历史书籍中，让后人得以详尽了解20世纪20年代疯狂繁荣之后的长期萧条，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宝剑出鞘，以半国家主义的方式对垄断企业猛烈打击，导致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变；而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虽然保持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发展速度，大跃进式地进入全民资本时代（农村地区除外），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复苏的重要引擎，但有关人士试图以行政垄断做大做强、以上游资源市场剥夺下游产业的方式向现代化仓促迈进之际，却遭遇到顽强的抵抗。这场抵抗以民意在互联网上声讨社会不公作为开场序曲，以各界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与高管高薪的质疑铺陈，最终因为金融危机而在实体经济领域全面爆发。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如泰山压顶，2009年最醒目的是大学生与农民工原本云泥之隔的群体同时成为弱势群体，2008年年底2 000万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回乡的新闻在前，2009年3月两位河南女大学生擦皮鞋自食其力的故事在后，以戏剧手法演绎了心酸的一幕。管制成本、效率质疑、民意反弹等等，让维系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
只有泡沫终了、经济逆转，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才能痛下决心剪除垄断。骤然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在短短的一年内席卷全球，使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垄断金融主义戛然而止。1933年美国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分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这虽然不是反托拉斯法，却胜似反托拉斯法，从基座上将金钱托拉斯帝国一分为二。同时通过的《证券法》要求上市公司登记注册，采用标准的会计方法制作财务报表，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严格监管证券市场。
直至1999年，投资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才非正式地合二为一，混业经营①成为时髦方式，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酿成前所未有的金融泡沫，一夜之间，投资银行成为历史名词。2007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重演了金融垄断主义的危险戏码，为金融垄断主义画上刺耳的休止符。
凯恩斯式的政府管制与罗斯福新政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破除了金融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两位管制论者，却是挽救欧美市场体制的灵魂人物，这两种管制论表面上是十足的悖论，其实符合经济逻辑，没有什么比市场经济理念解体下的管制，与政府管制下保持适度的市场自由更难能可贵的了。人们之所以接受政府管制与救助，因为唯有这一招是对付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的利器，吊诡的是，国家主义也是形成权贵资本的理论与现实根基。没有政府的护驾，权贵资本与垄断资本不可能产生。
是用国家经济主义破解权贵经济之结，还是用市场经济破解权贵资本之结？这是一个问题。当整个社会就股市、楼市、车市甚至纺织市场追究到政府、制度的责任时，也许会引出这个社会的核心症结—在前市场化的社会我们无法摆脱政府的力量，独立追求乌托邦式的合乎法制、公平、效率原则的市场化。
与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不是拆散垄断企业，而是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政府项目、大型企业之中，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台4万亿救市计划，虽是提振信心所必须，却说明政府已经被垄断企业绑架，资源的倾斜式输入已经深入骨髓。中国虽已舶来整套对付垄断企业、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法律，但何时才到真正实施期？也许美国历史可以提供答案，那就是，现有的经济模式到了撞南墙之时，不得不回头。中国的改革注定一波三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2）
改革转型难度之大，从以下模式就可见一斑。任何一个经济细节问题，都可以引导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一终极命题，都会被民众有意无意地解读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对权贵企业的袒护。丧失了正常的沟通渠道，政府如何以国家经济主义解决经济失衡，或者说，经济失衡加深了政府对国家主义的依赖？
以中国式的流动性过剩危机为例。直到2008年年中之前，流动性过剩都是国人普遍担忧的焦点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流动性过剩有什么可怕呢？美国、英国、泰国，全都流动性过剩，但他们很少为流动性过剩焦头烂额，只会为流动性不足惊慌不已，因为他们不存在中国在货币市场化过程中特有的盯住式汇率机制。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确带来经济过热的风险，更让人忧心的是，资产价格的提升、分配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利益集团剪羊毛过程。从本质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危机，沦为分配机制失衡的替罪羊。
要解决流动性失衡，从目前看有两种方法，一是西医的外科手术法，即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前使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然后采用自由的浮动汇率机制，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两德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都采取这一方法，并未导致经济状况不可收拾。但美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贬值幅度如此之大，若采取一步到位的升值法，中国的制造业无法维持，无疑属于练习葵花宝典者的挥刀自宫之举。人民币升值时机已过，一步升值到位弊大于利。至于利率政策，既要服从于汇率政策的指挥棒，更受制于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企业出口的强大压力，除了跟随美联储的步伐之外，很难有其他作为。
数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与紧缩之间摇摆，错误而迟疑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与工薪阶层饱受打击，对调节经济温度无济于事。当金融垄断主义大行其道时，美联储甚至还未建立；难道中国行政垄断获得经济支配权时，央行的利率政策能对垄断企业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吗？
为今之计，只有采取中医疗法，治本为主。主要手段是以下三种：
第一，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托，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
第二，进行全面的税费体制改革。我国曾在东北、中部等省份进行的增值税改革试点，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
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征收消费税势所必行，此举不仅能使所有企业获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国际上不再出现出口退税导致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误解，还能够避免行政主管方在征税与退税支付双重行政成本。征收消费税的另一个好处是，从政府到企业都将以消费者利益为生产的风向标，抛弃不惜破坏环境获得GDP与税收的增长的发展模式，很简单，只有消费者购买了产品，政府才能得到消费税。各地的商业环境将大为好转，从生产者至上转变为消费者至上，地方政府会从招商引资的主体、从可笑的政府公司主体、从荒唐的土地敛财转变到以提供公共产品、改变生产与消费环境、从民众的衣食住行入手，来增加地方的公共财政收入，建立消费社会、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为主体的社会。也因此，地方消费环境的破坏者，将成为地方政府与消费者的“公敌”。以GDP至上并非中国人的鼠目寸光，而由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所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政府与企业都不会违背太史公的遗训。
第三，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已经在农村医疗、城镇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增加教育、医疗与失业保障的支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大提高，中国的GDP有可能下降，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内需经济基础将由此奠定。即便政府没有那么强大的财力，但让中国的教育经费与非洲经济欠发达国家为伍，重视高等教育超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全球GDP第三的国家来说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试想一下，如果煤矿工人的人身意外赔偿金达到30万元而不是现在的两三万元，还会出现那么多的事故吗？工厂还会如此扩张产能吗？
采取上述三点改革举措，所谓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就会显示出流动性不足的本来面目。既然社会资源主要流向了大企业，进行公平的财富分配、创造公平的创富环境就成为目前的经济路径之下重要的路径，如此，才能达成经济结构平衡，缓解流动性过剩也就不再成为维系经济健康的唯一举措。简单地以流动性过剩来统括所有的经济问题，即便不是不负责任，也是一种思想的懈怠。以经济政策影响货币政策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缺少前瞻性，而以货币政策取代经济政策同样会让我们忽视经济问题的本质，酿成更深的失衡问题。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1）
无论是建立公共财政、税收改革、还是建立保障机制，都是政府之责，社会各界呼声主要指向政府，而政府视民为子的大包大揽，加剧了全民依赖心理。心理依赖与行政管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次宏观调控、每次经济救灾都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原因无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数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由政府支配，土地、能源无不掌握在政府之手—国家经济主义，这是一条中国市场人士必须直面的坚固路径。
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曾说，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市场，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则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