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师如是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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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书外人语
在世界经济学史上，英国经济学大师杰文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作为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他的贡献首先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肯定。他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并把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觉。这是边际效用论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出发点。他区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度效用，并说明了最后一度效用的衡量。最后一度效用就是边际效用。他还认识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经济学分为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经济政策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是基础。这样，杰文斯就开创了由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向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的转变，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和消费。这是人类经济学的一次华丽飞跃。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是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如果没有杰文斯，他们也许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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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
中国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杰文斯：“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在那些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射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是对杰文斯的最高礼赞。
6 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先锋代表
精彩语录
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
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同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能，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受地点、时间、国民性等条件的制约而不可分割，因此，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
国民经济这一概念不是别的，而是包括着一个领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有并立的同时又是上下统属的一切经济单元的整体。
就知识和现实而论，历史科学提供了使学者从一个十足的乞丐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的经验材料和资料。而正是这些历史经验材料——如同所有完美的观察和描述一样——足以证明和验证理论结论，表明某些真理有效性的限度，尤其是有助于归纳性地获得新的真理。这特别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中更为复杂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惟有以历史考察为依据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只有当人们是属于同一种族，每每还是属于同一语言，被共同的情感和理想、习俗和法律所维系，同时又拥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经济制度并具备一个中央的财政制度，以及是维持着一个统一的交通体系和活跃的交易关系，只有这样，然后才有国民经济之可言。
单纯的赤裸裸的赢利心，无疑是邪恶的，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为一切更高的经济生活，假如缺少同情的心理和道德的规范，那就很难维持存在了。
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最大量的财货。财货的供应越丰富，我们的生存就越有保障，为将来的储备就越充足，也就越有可能跳出直接的财货生产的圈子而进入间接的、从技术和社会的角度上看来都是更错综复杂的财货生产。
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
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
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
经济现象是由许多相互交错的生物学的、物理学的、心理学的和道德伦理的事实决定的。
再也没有比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谬误更糟糕的谬误了。这种谬误是：某些简单的、自然的、法律的、经济的制度从来就有并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文明和财富的一切进步不过是某种个人的进步或技术的进步罢了；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增加生产或消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注定并且能够在同一个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种植根于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的信念，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相信个人及其个人生活的能力是万能的这一天真而又自以为是的信念的产物。
首先要弄清一国的幅员、地理形势、土地和气候，以及先要弄清它的资源和自然交通条件，但是尤为重要的是要去弄清它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如何采取措施来增加从中的收益的，要去弄清它的人口有多少、人口密度如何、资本手段为数多少，尤其要去弄清它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所受的技术训练，他们的习惯和需求状况，他们的家庭、田庄、农村和城市的组织，他们的市场、贸易和货币制度，以及他们的财政和他们的国家经济的制度对于个体经济进步具有如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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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2）
经典理论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德国经济学的鼻祖，既是历史学派的领袖，也是研究社会问题、支持社会改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
施穆勒1838年生于符腾堡海尔布隆市的一个官员家庭。毕业于蒂宾根大学。1864年任哈雷大学教授，1872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82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普鲁士学士院院士。1873年发起“社会政策学会”并担任主席。1878年后，主持《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丛书的编审，1881年创办《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学年鉴》（简称《施穆勒年鉴》）。1897年，施穆勒代表柏林大学任普鲁士上院议员，1907年被封为贵族。1912年，施穆勒以教授职务退休。
施穆勒认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他说：“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施穆勒强调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和一项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调解互相之间有纠纷的社会团体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施穆勒倡导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他所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中间阶层，比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等等。施穆勒指出，维护“旧中间阶层”免于没落，是维持经济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
之后，施穆勒将“旧中间阶层”限定为公务员、熟练工人、白领工人、经营管理者、经理和职员等。他主张主要靠政府来实行社会改良。1873年，施穆勒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他的主张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施穆勒为首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先驱，它的出现是德国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施穆勒尤为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与当时已非常发达的统计学方法，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从历史与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非从已经蒸馏过100次的旧条款当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统计法”，以此和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区分开来。
施穆勒强调说：“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施穆勒指出，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施穆勒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收集和整理大量具体的经济材料与各时代、各国或者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实来进行考察与统计，把它们系统化和数量化，最终从这些经济发展史实当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法则”。这就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历史统计法”。
施穆勒并非一味地推崇归纳法和反对演绎法。他主张以归纳法为主，演绎法为辅，反对依靠主观假设、理想与目的来进行推论。他指出，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且，这些资料能够说明的并非一个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而是应该能够反映各个不同时代的经济制度与民族经济的特殊情况。施穆勒根据收集与整理的资料，重点分析并论述了各时代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生活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
施穆勒指出，在国民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统一与联系。在整个经济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心理因素与伦理道德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施穆勒认为，一切经济范畴，比如劳动、分工和交换等，都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