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师如是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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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这种欲望、“事业心”或者“荣誉”，是一种“战斗的冲动”，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追求最大利润与精神满足这两个目的的驱使下，企业家才不断地进行“创新”，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导入“创新”机制的过程当中，熊彼特深化了竞争的含义。在他看来，竞争不再只是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而是代表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和新工业组织形式的新企业和旧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为经济生活带来了地震般的冲击，这样的冲击摧毁了旧形式的生存基础，形成了经济生活内部质的突破，最终革新了经济结构，实现了经济发展。
熊彼特以自己的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与特点，成为一位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他首次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同时存在长、中、短三种周期性波动。第一个是短期周期，持续3～4年，因为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最先发现这个周期，熊彼特将其称为“基钦周期”，这个周期是因为商业存货的变化而导致的。第二个周期是持续8～11年的中期波动，它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与设备的变化。克莱门特·朱格拉首先发现了这个周期，熊彼特将其称为“朱格拉周期”。最后一个周期就是长期波动，持续45～60年，熊彼特将它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在西方经济学界，熊彼特的周期理论，特别是“长波理论”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对“长波理论”的贡献是：第一，他对于“长波理论”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熊彼特充分肯定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确立了它在周期理论中的地位。第二，他是首位明确地以技术创新来解释长波起因的经济学家，对该理论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起，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很多经济学家开始转而研究长波理论。在熊彼特理论的启示下，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强调了不同要素的重要性，提出各种各样的“长波理论”，形成了一个十分壮观的“长波学派”。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他指出，经济增长就是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它的意义就是每个单位时间的增多或者减少，都能被经济体系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数量上的变化，未产生质的飞跃，如同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
熊彼特指出，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即创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发展主要是以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事情，而不问它们是否增加。就其本质来说，经济发展在于对现存劳动力和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
熊彼特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增长的灵魂，创新是公司成长迅速的原因。特别是在今天，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创新精神十足的小公司发展速度将超过传统的大公司，美国小企业局的统计表明，新公司创造的新产品比大企业多25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认为，新公司每一美元研究与发展费用所获得的创新利润是大企业的4倍，新公司的创新成果进入市场平均是22年，而大企业是31年。
书外人语
1983年5月23日，为了纪念熊彼特诞生100周年，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的文章中写道：“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哲学家的对抗——才华横溢、精明机智、锋芒毕露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动作迟缓、面貌丑陋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人比凯恩斯更有才气、更精明，熊彼特则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自从熊彼特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来，创新就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界最时髦的词汇，甚至被提高到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瞧不起几乎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却惟独佩服熊彼特。德鲁克写道：“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熊彼特由此引出了关于创新者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著名原理。”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他坚信，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旧的均衡，创造新的均衡条件。发展就是在新旧均衡之间发生的事件。德鲁克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我国出版后曾风行一时，创新一词就更是时常挂在企业家和学者乃至政府官员的嘴边。但是，人们好像忽略了熊彼特创新的真正含义。
熊彼特的创新是“创造性毁灭”。创新多种多样，想象空间无限。创新有好有坏，可以是福音，也可以是祸水。集权制度是20世纪重大的制度创新，结果带给人类不可估量的深重灾难；核技术是20世纪伟大的技术发现，却从此让人类永远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制度创新可以激发无限的技术创新，也可能扼杀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技术创新可以整个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制度，大大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也可能会造成人类的重大灾难。
创新可以鼓励，但不能强迫；可以支持，然而不能计划；也许会被轻易扼杀，却无法被轻易唤醒。一项新的技术、一个新的制度安排、一个伟大的商业创意，可以摧毁旧的企业、旧的产业、旧的既得利益和旧的特权阶级，这就是“创造性毁灭”的意义。一个社会要足够宽容、灵活、大气和稳定，才能够鼓励和保护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才能够确保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为人们带来幸福与安宁，而非动荡和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