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经济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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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系是一些工会成员和劳动力支持者们做出高工资实际上“有利于公司”论点的根据。亨利·福特在1914年付给他的工人们每天5美元的工资（一个在当时非常高的工资），因而他们才买得起同为他们所生产的汽车。这一先例经常为人所援引。的确存在一些提高工资带来对购买力（继而产出）的积极提升效应大于其对利润、出口和其他支出来源消极影响的情形。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形称作一种“工资主导型”经济。然而，我们不应该高估它的实际意义。它一般需要一些条件才能成立：一个非常低的产能利用水平，程度相对较低的全球化（这样工人们更高的工资会促进国内生产而不是带来进口的泛滥成灾），全体工人们工资的同步上涨（这样没有哪一家公司因一开始提高工资而遭受不利）以及对赢利能力相对不太敏感的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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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通的打扫地板的工人一天将会得到5美元的工资。我们相信能够让20000名工人都积极主动和满意地工作，而不是在我们业已形成的百万富翁中间找几个残酷监工。”
——亨利·福特，美国企业家（1914）
统计证据显示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工资主导型。换言之，仅仅提高工资并不能保证产出和就业水平就会增加。因此，增加工资（假如是为了减轻贫困）的努力需要其他措施加以补充以促进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支出）以及确保提高工资不会减少就业量。第26章中概述的一种高投资、可持续经济的提议就是这种双管齐下战略的例子之一。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雇主们支付足够高的工资来激发工人努力工作的必要性。这正是许多大公司（尤其是大型、高科技公司）即便在失业率较高、可以削减工资的时候也不那样做的原因。作为这些公司努力留住和管理工人的一部分，持续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对它们的赢利能力更为重要。如果它们真的削减了工资，生产率继而赢利能力都会因为公司的就业状况而遭受长期消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整体上工资的波动起伏对于就业影响很小。工资不能过高以至于过多地减少了利润和妨碍足够的投资支出。它也不能过低：工资必须能够提供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庭进行再生产，必须能让雇主们获取需要的工作努力以及劳动力纪律，而且工资必须能支付工人们进行足够的消费支出以消化整个国家产出的大部分。介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才是一系列可能的工资水平。工资确切定在什么位置将取决于许多结构性的、机构的、政治上的因素（如工会力量的强弱）以及更为一般的经济条件（最为重要的是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的糅合。工资水平本身对于就业水平的决定至多起着微弱的、次要的作用。
134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
世界上多数国家正在经历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变。更高的生活水平导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日益提高的寿命预期以及不断下滑的人口出生率，并因此带来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这一“问题”（多数人肯定不会认为寿命更长是一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最为严重。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正迅速走向人口老龄化。
这已引起了警告说劳动力短缺时代迫在眉睫的雇主们和一些政府相当大的关注。雇主们担心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及招聘员工方面会有困难。政府担心要支付退休津贴和健康开支。这些担心都言过其实了。而提出主要的“解决方法”——即鼓励甚至是要求人们一生中更长时间地工作——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雇主们十分擅长于只要当紧缩的劳动力市场妨碍了他们的赢利水平时就能找到新的劳动力供给来源。除了强迫老人待在工厂之外，仍然可以找到很多潜在的新的劳动力来源——只要雇主们能让这些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例如，妇女们的劳动力参与率仍低于男性，因此（通过适当的支持措施，如儿童照顾服务和家庭友好型工作计划）更多的妇女们会被鼓励接受带薪工作。
移民是“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的另外一种可靠的来源。移民工人（尤其是只有临时签证的工人和“非法”移民）是一个极其自愿的劳动力大军。更为人性化的移民方案（以良好的法律保护，培训以及定居支持为特色）可能会通过一种提高而非削减劳动力标准的方式来扩大劳动力供给。
雇主们也能通过投资新的资本和技术来解决真实存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样劳动力就会从不需技巧的、低下的和事倍功半的工作转移到更高价值和更高工资的岗位。然而这只有当劳动力短缺真正开始“产生不良影响”，妨碍到利润率的时候，雇主们才会不得已将劳动力看成一种有价值和稀缺的商品——并因此提高工作的质量和生产率。如果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严格限制增长以确保劳动力维持“廉价”，那么就永远不会产生这种积极的转变了。
最终决定劳动力经济地位的常常是结构性的因素而非“供求关系”的影响。然而，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可能会给工人们提供一些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机遇。但是，如果雇主们通过开发自愿的移民劳力或是强迫年老的工人继续工作，以此重新提供充足的廉价和绝望的劳动力，改善将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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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分享蛋糕（1）
14分享蛋糕
141分配的要素
经济学是关于劳动的研究：我们生产什么。然而它同时也是关于分配的研究：即大家各自从产出中得到什么。生产和分配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全部取决于什么人得到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用其来做什么。
一般来说考察收入分配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按主要的生产要素来划分（比如劳动、资本以及其他投入要素）；另一种是按不同个体或群体来划分。其实这两种方法紧密相连，因为我们称为“要素”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不同特有群体中的人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
按要素分配的结果取决于各要素拥有者在经济、政治、社会力量方面的对比。我们都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下，雇主们吸引留住员工并从他们身上榨取必要劳动来支付工资。至于他们必须支付多少，则取决于整体上的社会情况和机构因素的影响，例如工会、最低工资和其他劳工条例、失业水平以及社会政策的宽容度等。
利润是指支付了工资及其他投入成本之后的剩余。（请记住，像资本设备、零件、原材料这些投入成本都影响着工资和利润的分割，通过分解各个公司的要素收益，最终能够从整个经济获得中分离出工资和利润。）小企业主和农民的收入则主要包括了他们的辛苦工作所得，同时也体现了他们作为业主应得的部分。
很显然要素收益的决定因素随时间推移而改变。过去经济学家们常假设要素收益的分配或多或少是固定的，这个假设显然不正确。如图141所示，在扩张的黄金时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显著增长，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是由于劳工经济政治谈判地位的稳步提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持续下降。而随着削弱工人力量，加强企业及业主力量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复苏，资本总收益开始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小企业主的收入呈现停滞或下降趋势，反映了农业人口减少以及很多非农业小企业的边缘化。
非加权平均值；包括所有的工资，薪金，福利
图141劳动力收入份额的萎缩G7集团经济，1970~2006年
资料来源：作者由经合组织的资料数据计算所得。
142按个体分配
另一种考察分配的途径是衡量不同个体或家庭的收入差距。大多数人有一个以上的收入来源：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从政府项目获得的支持（比如失业保险、公共年金、儿童抚养补助），或者从投资中所获收益等。我们将所有途径的收入都统计在内，看看个人之间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多大。
关于不均等的衡量
描述不均等并非易事，以下是对经济学家们所采用各种方法的简要介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所采用的变量。收入不均测量的是不同个体或家庭一年内现金流收入的差距。个人收入分布远比家庭收入分布不均得多。有些低收入的个人足够幸运属于高收入家庭中的成员，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光靠自己的收入要来得高些。
收入可以在税前比较也可以在税后比较。可以包括政府的转移支付（比如失业救济或公共年金），也可以只包括“市场”所得（比如工资、薪金、投资收益、小企业收入）。包含了转移支付的税后收入比不包括转移支付的税前收入要均等得多。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高收入个体要支付更多所得税而低收入个体则相应得到更多转移支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4章分享蛋糕（2）
财富不均同样也可衡量。它比较不同家庭的累积财富——包括自有房屋，直接的商业财富，以及金融资产（比如股票、债券及储蓄等）。财富分布远比收入要不均得多，金融财富尤甚（因为对大部分工薪族来说最重要的财富形式就是家里持有的股权）。
正如我们第7章所讨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和商业财富被极少数财富精英掌握着，不到10％的人口拥有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
一旦选定变量，接下来就是选择一个简捷的途径来衡量。一种方法是比较社会最上层5％人群与最底层5％人群的财富收入；另一种方法是计算基尼系数。它在0（完全平均的情况，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相等的份额）至1（绝对不平等，即一个富人拥有所有财富）之间变化。基尼系数上升说明不平等加剧，不用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稳步上升。
当然，投资收益主要集中在富裕家庭，他们拥有大部分金融财富。而工薪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工作（还有来自政府的不同程度的补助）。
由此可以看出，按要素分配收入和家庭分配收入考察出的结果有很明显的重叠，原因很简单，不同类别的家庭都拥有各自特有的收入要素。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是典型的阶级社会，因为不同组别的人群在经济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总资本收益增长的同时，社会最富裕阶层的个人收入份额也在增长（他们拥有着大部分资本）。
事实上，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及成功与分析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长是一样的。这个份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期”持续下降，而在1980年后发生戏剧性回升。这个反弹在美国尤为成功，在美国社会最富裕的1％人群拥有几乎和20世纪20年代一样多的收入份额。
富有更好
“我曾富有也曾贫穷。相信我，亲爱的，还是有钱更好。”
——索菲·塔克（1884~1996），美国杂技歌手（20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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