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真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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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建还遥遥无期，旧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上，盲撞地寻找着生命的突破口。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前赴后继地撞倒法律或政策的樊篱。
韩国学者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51：5）。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在时代的风浪中，黄光裕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起伏跌荡中，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与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不停地在他的人生中交替上演，使他成为人格严重异化的两面体。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对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民营企业家有过生动的刻画：“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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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罪的丛林越走越远
同样处于“丛林法则”时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开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却一直沉溺其间、难以自拔——
大概在1996年前后，冯仑意识到，“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而“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
而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柳传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为被查出有逃避税收的行为，被罚款30万元；1990年，因为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以逃避整机税，差点面临牢狱之灾，最后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力、价值观，以及推动环境“和平演进”的智慧。他说，“大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又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
在创业早期，因为熟练地操纵政商关系，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华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超人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果断地进行“刮骨疗伤”。1996年，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其标志就是第二年初八易其稿、共有103条的《华为基本法》的出台。这是中国第一部企业制定的管理大纲，也是任正非主动给自己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同样在创业初期有过倒买倒卖之类原罪的王石，却异乎寻常清醒地选择了与其它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板，只做一名职业经理人。这样，公司形成了一种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备，作为创始人的王石被制约了23年，没有犯大的错误。
牟其中则是一个与王石几乎完全相反性格的人，比如说粗暴、冒险、不切实际、胆大妄为、江湖习气浓重。中国民营企业家中，有一大批像牟其中一样的人，他们秉持“丛林法则”，在商界称雄一时，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作，形象揭示了19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在面对原罪时犹豫与徘徊。就在柳传志、王石、冯仑等人迷途知返的时候，黄光裕却在原罪的丛林中越走越远。
而幽暗的丛林中，那只“黑天鹅”一直如影随形地盘旋在黄光裕的头顶上。但他却浑然不知。
狼吞虎咽导致消化不良
近几年，黄光裕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收购，并在此过程中他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也让这只“黑天鹅”受惊唳声掠出。
据统计，黄光裕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狼吞虎咽地收购了包括永乐、大中、三联商社等在内的十几个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家电连锁零售品牌，另外还有如烂泥潭一般的中关村。
对黄光裕来说，2008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首先从内部角度来看，因为连年毫无节制的扩张，埋下了众多隐患。2008年2月14日，随着国美收编最后一个家电连锁零售业的地方诸侯——三联商社，中国家电连锁业历时四年的跑马圈地终于棋至中盘。但这场历时四年之久、耗资百亿元的大规模并购，得到的到底是一座座金矿、还是一枚枚地雷，连黄光裕自己都很难搞得清楚。
狼吞虎咽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消化不良。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形势徒变的情况下，黄光裕的投资犯了高位买进的大忌。首先是收购大中电器。如今看来，亿元现金收购的代价确实偏高。即便大中电器利润能达到2亿元，粗略折算成市盈率也是高达倍，而国美电器目前的市盈率仅为 倍（国美电器停牌之前）。这也意味着，与收购价相比，黄仅这一笔就净亏了20多亿元。
2009年上半年，国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通过出售部分股权以缓解巨大的资金压力。据传，张大中拿着当初黄光裕收购大中电器的现金，又反过来准备对国美进行抄底收购。如果消息属实，那么对黄光裕而言，无疑是莫大的一个讽刺。
如果收购大中电器可以视为战略性投资的话，那么黄光裕收购中关村科技和三联商社的初始动机则是着实令人生疑。为了这两宗收购，不仅花费巨大、收益甚微不说，最后黄还要因为这两宗收购而接受调查。
在进入三联商社后，国美不仅损失了股权投资的价值，而且发现三联商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国美电器总裁陈晓称三联商社已经“烂到头了”，并且还存在“原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为集团违规担保”等问题。
在过去半年，三联商社原大股东张继升与国美展开了殊死争斗，以图在股权几乎为零的情况仍然控制这家上市公司。而京城盛传，导致黄光裕入狱的幕后推手是张继升。尚在看守所内接受讯问的黄光裕，甚至在极度气愤之下进行了授权签名，欲将张继升清洗出三联商社。
为什么黄光裕会患上这种“贪得无厌症”？很多人都提到了一点：那就是他在成为首富后严重的自我膨胀和征服欲望。
除了性格因素外，冯仑在分析了德隆唐万新失败的案例后，得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德隆倒下之前也控制着一大堆金融资产项目，当时资产规模600亿，但他停不下来，主要原因在于，当你赌到上百亿以后，公司像狂奔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会沿着惯性往末路狂奔。冯仑现在暗暗庆幸自己，“我们在70亿资产规模的时候就往回走，下狠心收缩才慢慢活过来了。”
而到了2004年，初次荣任首富宝座的黄光裕，个人财富已经突破了冯仑所说的百亿门槛，达到了105亿元人民币。他已经乘上了急驰的列车，要踩在急刹车停下来进行调整，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潜伏”的腐败官员
对追求公平、公正、平等、*的整个社会而言，那些*官员无疑是一只只潜伏的“黑天鹅”。在黄光裕案中，这些“黑天鹅”接二连三地从潜伏的老巢被赶了出来。
2006年10月爆出的违规贷款案，对黄光裕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他涉及更多的是原罪问题；而此之后，他却没有洗脚上岸，却在现罪的地雷阵中越走赵远。
在违规贷款案中，黄光裕最终涉险过关，但他从此一直未脱离相关部门的监控视线之外。在秘密调查的过程中，黄光裕与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及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的“三角关系”成为重点彻查对象。无论是2004年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还是2006年对国美永乐并购案所进行的反垄断审查中，都有三者互相勾结、寻租的影子。在取得了大量证据之后，2008年8月13日，郭京毅因涉嫌受贿被“双规”，而张玉栋等人也牵涉其中。
在郭京毅等人落马之前的2008年6月28日，有“中国第一执行局长”之称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被怀疑在执行拍卖中涉及贪污舞弊，被中纪委“双规”，并直接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官黄松有于当年10月底落马。黄松有与黄光裕是潮汕老乡，也常有往来，据传也涉及黄案之中。黄松有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因涉嫌贪污腐化而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司法系统官员。
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
2009年1月12日，在位于北京天安门斜对面的公安部行政大楼里，正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突然被数名纪检干部拦住，他的一些前同事被要求控制局面。手足失措的郑少东并没有表示出太过激烈的言行，只是难掩一脸的尴尬之情。郑少东有“警界少帅”之誉，其仕途曾经如春花般灿烂，如今突然凋零，让很多人感到惊诧与意外。同时与郑少东被“双规”的，还有原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这令整个案情陡然升级。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根据黄光裕案、郑少东案相关涉案人招供的线索，相关部门掌握了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违法违纪的事实，并在调查时发现陈绍基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问题。另外，还初步查出陈绍基涉嫌受贿、由其家属收取受贿资金的事实。2009年4月11日，陈绍基被有关部门控制并接受调查。而一天之后的4月12日，曾任广东省纪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纪委书记的王华元也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据悉，王华元被调查，主要涉及其在广东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
与陈绍基、王华元涉案关系最深的，是有“公海赌王”之称的港澳地区赌业重要人物连超。此人因涉嫌为黄光裕“洗钱”等问题，2008年末被内地警方刑拘。连超与内地官员关系熟稔，常邀他们上船“一试身手”。陈、王两人可能涉及过去对连超相关的走私、洗钱乃至组织黑社会等违法行为提供了保护。
三位正副部长级高官相继落马，无异于一场极为惊憾的官场地震，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黄光裕案的复杂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陈绍基、郑少东等人都先后发表过一些“特殊言论”。2008年“两会”期间；在讨论“两高”报告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陈绍基就建议：在国庆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