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评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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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喉咙”给我带来的体会，也许会让许多人都有同感！
　　不管是今天的世界，还是明天的世界，就像“风吹不散誓言，雨打不湿浪花”一样，总会有一些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那就是自然形成的规律。
　　（2007年5月11日）
　　

精神力量（1）
为了不忘记那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许多亲历过残酷的抗日战争、继而又为创造一个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的国家与政权而奋斗的老同志与他们的子女，时常举行一些以历史战斗序列组成的纪念活动，以缅怀那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奉献出自己一切的故者。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战斗序列之一，我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我的父母至今仍然健在，成了这一群人中最幸运的人，他们不但见证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也仍在为从那时就树立的理想而奋斗。
　　其实父母很少向我们讲述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更多的信息反而是来自于与我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或儿女的接触之中。但重要的不是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而是他们传给我们一种为追求民众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奋斗的牺牲精神。
　　尽管父母早已退出了领导与工作岗位，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曾为之奋斗过的理想。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与本色，以身体力行及不倦的教诲影响与约束着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寄希望于后人能完成他们毕生未完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
　　儿时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对于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父母和兄妹们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同学们回家就像过年一样，也许会有零食吃，会有和兄妹们度过的欢乐，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我却时常只能孤单地留校。工作与出差让父母无法照顾家庭、照顾子女，他们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切。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不得不扛着妹妹的行李包乘公共汽车带着妹妹去上学了。这种住校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极强的独立能力，可以并敢于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一切。
　　“文革”时，父母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免于冲击，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可以无怨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下干校、种稻田，可以无私地放弃对家庭与子女的关怀。
　　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们根本不与子女打招呼，就主动办理了各种下乡的手续与户口的迁移，并默默地为我们整理外出的行装，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溶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但信任与理解却已在我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全家六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五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都很难见面，全家人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个春节。
　　当那些早已转业进入地方工作的战友们无法照顾与关注家庭和子女时，是一群从未谋面的父辈利用他们在军队继续执政的权力，将我们这些流落于全国山区的娃娃们集合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这一批人今天已成为中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恰恰是在艰苦岁月中建立的生死之交，使他们对战友有着充分的信任，他们可以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期，用坚定的革命信念保护着未来的发展力量。
　　当父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我从未听到过他们对“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有任何的抱怨，只看到他们已经满头白发却仍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日以继夜的工作之中。干校的生活给他们的身体留下了不亚于战争的摧残，但却没有对他们的意志有丝毫的打击，他们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当我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向父母报喜时，他们却告诉我，他们在我当时的年纪时早已有更可以夸耀的成绩了，而当他们已将一生都奉献给革命事业时，任何应获奖励的行为就都变成理应主动和努力去工作的平凡小事了。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平静地像一潭死水，不再希望以获取奖励来证明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了。如今，每年我都会在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和社会的系统中获得各种奖励与称号，但当我弄清了一个人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时，任何的付出都只不过是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精神力量（2）
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也许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也无法理解与接受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因而出现了代沟，他们很难去崇拜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一切的老战士们。也许这些老战士已成为这个社会中最顽固地坚守信念的人，已不能再为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了，但他们留给这个社会的财富恰恰在于顽固地追求着、努力着的一种精神。
　　许多人都以为我是个体户，以为华远是我的个人财产。虽然我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在退休之后安度晚年了，但我仍在为国有企业打工。许多境外的机构与民营企业用远远高于国资委给我的年薪标准几十倍、上百倍的薪资邀请我加入，即使我去干个体户，也会有大量的境外或民营的资金愿意加入和支持，我完全有能力和机会做一个民营企业家或是体面的个体户，收入也一定会远远高于现在的岗位。然而恰恰是这些顽固的精神，让我仍坚守在国企中，宁愿当个为国有资产拿钥匙的“丫环”。因为我并不是为了那点工资，也不是仅为自己活着。
　　我的父亲在战时和战后都是负责管理物资与商品供给的，他每次都因要提供计划性保障而担任全国体育比赛等各项活动组委会的副主任，因此能有一张免费观看各种比赛的入场券，偶尔被家人无偿地使用，除此之外，并没有享受任何额外的供给待遇。小心谨慎、廉洁奉公是父亲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已经固化的信条，并由此延续至今。
　　尽管身为部级领导，父亲却坚持每周五到西单商场的小五金柜台参加劳动，以了解民情和市场，并和员工打成一片，甚至当上了给女职工介绍对象的红娘，至今许多已提升到领导岗位的老职工还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母亲“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市的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但自己时常去菜市场排队购买豆腐，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职权去谋求私利。那个年代，那些保持着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党员本色的一代干部都能自觉地将公权视为是奉献与服务。
　　父亲退休之后，也正是改革的高潮，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了。一家人中，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最长、岗位最高，但工资收入水平却全家最低，甚至比不上刚刚参加工作的孙子辈的一代。退休金的多少并没有妨碍父亲扶助贫困失学家庭子女，因为爱好京剧，父亲选择帮助一个学京剧的天津女孩，不但负责提供她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用，还将自己珍藏了好几十年的二胡赠送给她。
　　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长辈至今仍穿着最便宜的外衣，甚至打着补丁，不理解国家给他们有专门的车辆保障，可他们却在七十多岁的高龄时骑着自行车去买药，在八十多岁的高龄时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
　　我们已无法改变父母的消费习惯和力争靠个人努力而不愿给他人增加负担的本性。尽管家里有电话、有保姆，但他们仍会力争自己照顾自己，会在家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偷偷地跑出去，我们不得不请开电梯的工人帮忙监督，不让他们在没有家人或保姆的陪同下下楼。也许这就是人们戏称的老童心了，其实则是他们始终拥有一种征服世界的精神。
　　人们的观念已经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改变，历史已经和今天的生活愈来愈远，但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会发现，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与父辈曾经走过的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幸福，而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永不被征服的精神。
　　（2007年5月24日）
　　

责任
都说“六一”是个成人的儿童节，因为有很多父母在为这个儿童的节日而忙活，恨不得倾家出动，老少几代人服务于一个孩童。
　　每逢周末我都会接到各种活动的邀请，几乎所有的周末都是在忙碌中应付。2007年适逢“六一”的那个周末，我也同样被邀请去参加贵州的一个活动。但多日之前，我们公司的工会主席就早已给我安排了工作任务：一是陪孩子们去看儿童剧《老鼠招亲记》；二是陪孩子们去郊区采摘，当然还要带上自己的女儿，同时尽些做父母的责任。因此我婉言谢绝了所有的外出邀请，努力过一次“成人的儿童节”。
　　冯仑的太太是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不但办有儿童类的杂志，同时也有各种教育活动和儿童剧，《老鼠招亲记》就是其一。于是我和公司职工的孩子们共同接受了一次“再教育”。
　　组织公司职工共同庆祝“六一”的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工会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组织工作任务。我们历年都组织过专门的儿童运动会、家庭运动会等各种活动，今年则是看戏和采摘。
　　传统的国有企业从来都是家的依靠，从第一代人管到后几代，因此也才有了子承父业之说。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这种传统被打破了，竞争使亲情与家情让位于“效率优先”的原则，公共福利更多地变成了货币化分配。于是许多企业文化中“家”的观念被淡化了，人们更多地关心个人奋斗。
　　但华远至今仍坚持让职工对企业形成一种归属感。尽管企业不得不实施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但我仍希望在企业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家庭式的温暖，让员工及其子女都能为这个企业而自豪。
　　组织员工的活动，促进这种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是必要的，让员工的家属也参加到公司的活动中来也是必要的。这种活动不但促进了员工之间的团结，更让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与信任。
　　许多员工放心地将孩子托付给工会，由他们组织观看儿童剧并和演员们一起合影，让他们从小就分享华远的企业文化，让孩子们和员工一样建立起相互的感情。有公司领导的参加，更让这些员工和孩子们体会到这个家庭的可靠与坚实。
　　我能充分地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活动工会主席会要求我参加。一个企业的领导有时就是一块牌子，代表一个企业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责任，一种企业与员工共命运的象征。我们同在一条船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生存，有企业的成功，就会有这个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