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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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这是英国的什么地方？不是，这是一个秋夜，在上海桃江路。从路上不见人的雨夜里走进这地方，真的一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中国。
如今来上海谋生活的欧洲人真的是多起来了。十多年前，上海的外国人大都坐在大玻璃前放了国际旅行社的牌子的汽车上，花花绿绿的，散发着不是花露水的那种香气。在南京路的工艺品商店外面，马路上总会围着一些人看他们，上海人好奇而羡慕地看着他们。那种默默的眼光真的能抹杀人的自知之明，何况人在旅途中，远离了日常生活。于是，就连里面个子小、身体胖、头发少，总之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位，都做出亲王的样子登上车去。我理解他也是不得不这样，要不然所有中国人，包括他自己，全要失望的。外国人太少了，怎么可以不与众不同。现在不同了，现在欧洲人重新找回多年以前他们爷爷这一辈发过财的城市，一个个，一群群，又拎着各种各样的皮箱来到上海。
听说他们对上海有着世代传下来的好感，在他们欧洲的老家，他们可以找到六十年以前长辈从上海带回去的明信片，宽阔的外滩，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而这些明信片，如今在上海已经很难找到了。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们就隐约听到过上海欧洲人的传奇故事：在上海发了财，在上海遇见了心爱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奋斗的机会，在上海过上了高人一等的生活。甚至还有只凭着一张欧洲人的脸和一个贵族头衔，可以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里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馆里白吃，而没有人怀疑这个人是否付得清账单，直到几年以后东窗事发。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可听上去还是让欧洲人舒服，像是有个喜剧等着你似的。
爱尔兰酒馆（2）
于是他们就来到上海。来上海，当然为了挣钱。有英国人说他只要能挣到他在英国想要挣的钱，马上就回家，上海的死活不管他什么事。大概来到一个陌生城市谋生的人大都会这么想。可慢慢的，混得不那么好的，就回家去了，真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就不愿意回欧洲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那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而在上海，似乎事情就变得容易一些了。上海的确像一只睡狮，一旦醒来，就充满活力，连空气里都有机会的气味。上海又像一条家狗，对自己认同的人非常亲切慷慨。
十九世纪初年，来上海的欧洲人在东大名路上开出第一家欧洲式的酒馆，此后一百年，是上海门户洞开的时代，最多时，在上海有十二万常住户口的外国人。他们给上海带来了电话、汽车、染料、贸易、香水、玻璃*、机器、鸦片、咖啡、沙发、照相机和柯达胶卷以及陆陆续续的整个西方文明，还有洒着血污泪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余年过去，当中经过三十多年中国人对在上海的外国人彻底的清洗，当年东大名路靠近码头的那家酒馆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在靠近领事馆区的桃江路的街角，又开了在欧洲流行的爱尔兰酒馆，为现在到上海谋生的六万外国人在远离家乡的夜晚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可去，去忘记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隔了四十年再来上海的外国人，为上海带来了投资、计算机、汽车、电话、染料、贸易、香水、广告、电视、可口可乐、西班牙瓷砖、意大利皮鞋、美国大片，还有抗抑郁症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如今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爷爷辈，买一张船票就来了，他们大都特别在北京或者台北学习了中文，能读会说的，还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洗好了脑，更能入乡随俗。在爱尔兰酒馆的楼上很容易能看到下面桌子上的情形，那位刚刚和一个金发女子一起吃了家乡炖肉的先生，结账时接过女子递过来的小钱包，数出人民币来，没有忘记对跑堂的说一句汉语：“我要发票。”
说起来，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能看到一个金发旅游者端着亲王的架子时，它就凋落了。
爱尔兰人如今在桃江路拐角上的酒馆里唱着他们家乡的歌。一支爱尔兰生来忧伤的曲子从寡淡无味、可在这里大受欢迎的炖羊肉气味里升了起来。
在楼下吧台里面，走出来一个穿厨师服蓄红胡子的人，他把一双特别结实的大手撑在木头柜台上，远远地看着唱歌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那酒馆特别从爱尔兰雇来的面包师傅。为了做地道的爱尔兰面包，老板特别从爱尔兰雇了面包师傅来，就像那些在上海夜校里学出三级厨师证书来的上海小伙子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漂洋过海来，为了那些思乡的胃。而他们漂洋过海而去，是为了留在他乡找到好日子。
楼上的人纷纷围到围栏四周来。他们定是回家换了衣服来的，大多数人穿的是宽松的夹克和外套，但仔细看他们，刮干净的鬓角，修干净的指甲和剪齐的头发，可以想到白天他们笔挺的办公室生涯。还有加了班来不及回家换衣服的，在桌子上用手把领带拉松，像从深水里伸出头来似的，把自己的脖子从紧紧扣了一天的白领子里长长地伸出来。在自己本土穿着最不讲究的德国人，到了上海也天天要小心对待自己的衣服，因为这个地方谁对谁也不知根底，可又势利，要是没有好衣服证明，就是再有一头金发，也要遭人怠慢的。在这里，难得有人看得懂欧洲人随意后面的骄傲。于是，除了办公室里的累，还要加上身体时时刻刻在考究衣服里的累。此刻他们一个个在歌声里握着喝到半残的大玻璃杯子，看着唱歌的人，什么也不说。
正对着唱歌人的那张桌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瑞士人的年轻人和他的中国女友，那中国女孩有一个敏感而骄傲的尖下巴，她和她的情人手缠着手，听他与他的四个欧洲朋友说话。有时她也轻声说些什么，他们笑的时候她也笑了，不是那种一点听不懂话的露水夫妻。只是在他们谈话时，她的脸上有着游离的神情，她加入不进去，只是专心地拨弄着他的手，他的手上没有戒指，她的手上也没有。她的头发染了一点点红色，盖在东方人柔和的脸上，感觉有些不妥。爱尔兰酒馆里的上海女孩，没有专心听歌，也没有专心说话，她们像点点滴滴的油星子，浮在汤的表面。不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们至少是陪伴了那些离乡的人。
一支歌唱完，满屋子掌声和呼啸声。听不出从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叫出一个歌名来，唱歌的人点点头，唱起来。一支老歌了，关于航行的。接着，又有人叫出另一支歌来，唱夏天的，渐渐听出来，那些高喊出来的声音，有的说着带外国口音的英语，像是德国人说的，像是法国人说的，像是意大利人说的。一个人要将头伸出去看看下面那唱歌的人，一下子踢到高凳子的腿上，缩着脚轻呼一声：“哦噗斯。”
在歌声回荡的几分钟里，褐色眼睛的新西兰人悄悄收走了女孩面前的空沙拉盘子，女孩懂事地把自己的叉和刀顺着放在一起，表示吃完了，他亲热地对她笑了一下。他是这里的老板，天天晚上都在满满登登的酒馆忙，在老老的木头楼梯上利落地走上走下，招呼客人，顺手收去喝光了放在边上的杯子。酒馆里的价钱和欧洲的一样，有的还要贵一些，可生意要比欧洲好多了，大家都说，这老板，靠在上海开酒馆挣钱了。听人说，在美国，有一个上海年轻人去餐馆吃饭，遇到老板是从上海去美国的白俄，他在里面听到有人在店堂里说上海话，就特地出来招呼，那大腮帮子的老人陪上海的年轻人吃了饭，说了上海话，他已经到美国四十年了，可还是怀念在上海开餐馆的日子。他当时的餐馆就在淮海路上，离现在的桃江路不远。他到美国生活的钱，还是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挣下的。说起来，那个老人，算是爱尔兰酒馆老板的上一代人了，他们为异乡的人们担当着思乡的调味，于是，他们都能算是上海好日子的见证人和受惠者。
到爱尔兰酒馆里在星期三的晚上也挤得满满的外国人；听着他们来自不同家乡的歌；在风雨交织的上海之夜啃着指甲怀着乡但不打算离开的时候；上海看上去又在繁荣的路上了。
布景
十年以前吧，那时候南方的广州人有钱起来，那里卖着在上海都不能买到的泊来物，其实，那是些只过一座桥而来的香港货。但，那已经让渴望外来物的上海人羡慕。
好像是从那时候起，有人到广州去，要为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带一些好看的东西回来，就像从前外地人到上海要做的事一样。
那时候，我在上夜校，在夜校的走廊上听到有的班级里全体跟着老师大声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而是广东话。
追逐时髦的年轻人，在上海梧桐深深、欧洲人留下来的小楼以十分浪漫的方式旧下去的街上，和着他们的随身听大唱粤语歌。
那时候，上海最贵的饭店里，人们神气地吃着的，不是大菜，也不是从庙里传出来的素斋，而是从广州空运来的生猛海鲜。
这样的事情，让上海人心里不快，刻薄的人，就说上海这地方，越活越不懂自己的身价。丢了自己大都市的身价，去跟着南方小渔村的时尚学习。说这样的话的人，也仇视让广州神气起来的靠山，香港。常常说，我们这里是东方巴黎的时候，美国好莱坞的新片子，一个礼拜就到了上海，连时髦的日本有钱人，都要坐了飞机到上海来看新片子。那时候，香港是什么东西！那些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夜城的时候，广州，连东西都不是。
那时候，在满街都是生猛海鲜霓虹灯的上海听到这样的话，看着上海好看的女孩子一个个把手插到又矮又黑、拉开嘴巴说话的南方人臂弯里，觉得这话是破落了的世家子弟说的酸话。不能说是破落贵族，上海这地方，就是从前再红火，离贵族这个词，还是太远了一点。
但，上海这地方实在是怀旧的，像破落贵族的孩子那样地怀着旧，他没有正经过上什么好日子，可他天生的与众不同。那见所未见的辉煌在他的想象里，比天堂还要好。
然后，上海也开始进入经济起飞了。
上海街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小车在跑，上海的交通开始越来越坏，上海的年轻人开始备深色西装和简洁的短上衣以及套裙，因为办公室工作的需要；英国的电台主持人不远万里到上海电台来做工，为上海人主持欧美音乐节目，静安公园外面的铸铁围墙上挂着椭圆的欧洲咖啡广告。外滩的老房子，一到晚上就被灯打得通明，表示它们的存在和重要。
这时候；上海的女孩子开始学习从前的上海人怎么说上海话了；把“老好”说成“交关好”，把“有钞票”说成“有铜钿”。
流行书排行榜上真正不是靠签名售书上榜的书，是五十年以前的上海女人张爱玲。
这时候，专营老上海菜的餐馆出现了，这一家餐馆开张的时候，上海不少的小报都发了消息，还有照片，它的外墙上嵌了许多老上海时代的东西，像油酱店的门楣，像当铺的广告，还有木轮子车的车轮。在那里，可以吃到上海的雪里蕻烧蚕豆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