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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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S咖啡馆（2）
1931年的上海，是一个血色鲜活的少年，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更接近梦想，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如今在沧海桑田之后，再看到的一个从前装生发油的玻璃瓶子，瓶底没倒干净的剩油成了一团污垢；下一代人，从六十年以后薄薄的午后阳光里，想象着那玻璃瓶子里曾经装过的生发水，它如何被轻轻倒在一只用了美国蔻丹的手里，抹在电烫过、发梢有些发焦了的黑发上，它们虽然油腻，但可使得头发乌黑锃亮，油光可鉴，那是六十年以前古典的审美情趣。
1931’S啡馆的午后，很鼓励也很合适这样的怀想，并引导着你的遗憾，遗憾你没有早生六十年。
这时小姐用乌木托盘托来一只绿色的大玻璃杯，里面是老上海盐汽水。
定睛看去，才发现原来她就是照片上的女子。继而发现，柜台里的那个男子也就是相片上的那个男子。女子答话的时候露出了晦暗的牙齿，那是上海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常常有的四环素牙，被化学污染了的牙。有时它是一种年轻的标志。那斯文与木讷，旧式的装束，和旧旧的黑白相片里的沉郁契阔，原来全是做出来的。再细看，那一对孩子的老照片，也可以说是天衣无缝，那种辽远的茫然和体面，要不是实在从心里眷恋那个年代，也做不到这样。1995年张艺谋和陈凯歌在上海拍摄两部描写旧上海故事的电影，也没能洋溢这种东西。
这里的老板是一个旧货商人，专收旧上海的旧货，这里的掌店就是这一对年轻的男女。这里到了晚上要预先订位，许多从公司里下了班的年轻职员爱来这里消磨晚上，许多青年人来过以后，纷纷写文章介绍这里，他们迷沉在时光倒流的恍惚里。台湾的电视台，香港的电视台，新加坡的电视台，都来这里拍过专题，他们看到了上海的鸳梦重温。而真正经历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老人，住在老公寓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牙医生，下午三点在瘸了一条腿的小圆桌上慢慢喝一杯奶茶、吃用茶泡软了的沙利文小圆饼干的老人，却笑了一下说：“七十年代的人，用什么来怀三十年代的旧呢？他们又知道什么？”八十岁了的永安公司郭家小姐，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在三十年代开着自己的美国汽车的上海名媛，在她桌布老化发硬了的小圆桌前，摇着一头如雪的白发，说：“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不会再来了。”
对1931年的怀旧，是属于年轻人的。他们用一小块一小块劫后余生的碎片，努力构筑起一个早已死去的年代。
柜台里的电话响了，那个头发中分、让人想起清秀的汪精卫来的男子开口说话，听上去，是什么人在预订晚上的桌子。这时，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扮了男装的上海女子，声音细弱。我大吃一惊地看着她，而她微微侧过头去，像是恼怒了。
裘德的酒馆
如果是从东面去裘德的酒馆，要经过襄阳路上的东正教堂。如果从西面去裘德的酒馆，要经过一个用低矮的铁栅栏围起来的街心花园，铁栅栏上漆了绿色的漆，要不然，就很像俄国墓地里的栅栏。裘德的酒馆，本身是一个从防空洞改装的酒馆，一路走下去，要过一个长长的、亮着白炽灯的窄走廊。听说，有一个法国人，到了上海，娶了一个上海姑娘，用很便宜的租金，租了这个修好了从来没有用过的防空洞，按照法国街角小酒馆的方式，开了这么一家小酒馆，在天花板上挂着没有剥掉壳的玉米和红辣椒，卖热乎乎的比萨饼。
到裘德的酒馆，如今不容易找到那个法国人了，他们说，他靠这个小酒馆赚钱赚得不认识家了。告诉我这个的，是个中国人，他喜欢所有新鲜的东西，是上海的男人里面，第一批在脑袋后面扎一个小马尾的人，又是上海第一代为外国大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做总代表的人，为了那个有高薪的工作，他剪掉了他的长发，用白金的袖卡，扣住自己的白衬衣。他知道所有上海外国人爱去的地方，甚至还知道，在香格里拉工作的一个美国人，他说的一口上海下流话，是跟上海*学的。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惊奇的微笑，对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四九年以前的事情的，那上面说，上海那时候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拿着一只破皮箱踏上上海，来上海发财，成了百万富翁。”
“对，”我说，“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把他们都赶走了。”
“他们现在又回来了。”他用手点着裘德的酒馆的那块地面说。
可是，他并不喜欢那些外国人，他说：“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可是，我拿的是当地雇员的工资，他们拿的是海外雇员的工资，比我多三倍。他们比在他们国内本部工作的工资，要多一倍。这些来上海的外国人，发财了。”
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裘德的酒馆，走在空而长的走廊里，就听到有音乐从前面传来，还有融化了的忌司那既臭又香的气味。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暗暗的、可是并不暧昧的地方，又闻到了体味和香水混在一起的气味。
有的桌子上的人，好像是在等人，所以我们一进去，就看看我们。
桌上点着一支细蜡，照亮桌上人的脸，放眼一望，中东人卷卷的像乱钢丝一样的大胡子，非洲人发黑的大嘴，高丽人的细眼睛和眼睛里杀身成仁的凶光，南美人不安分的绿眼睛，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比起来，那金发蓝眼睛的人，倒没什么了不起。
有个人远远地向我打一个招呼，一看，是从前认识的一个学汉语的学生。我以为他回欧洲去了，他说不，他学完了汉语以后，到上海的一家外国电话公司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他发现上海是一个大银行，可是不知道怎么走进去。于是，他回到大学里去学了一年经济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式开始做生意。他在上海租了公寓，把欧洲的太太也接来了，买了一屋的中国古董家具，他们如今睡的，是一张从北京买来的一百多年以前的大鸦片床。
说着，他等的人来了，来的是一大群荷兰人，头上戴着尼龙的大鸭子嘴，那一天正好是欧洲足球赛，荷兰和德国踢，在上海的荷兰电话公司的荷兰人，和“上海大众”的德国人，约好了到这里集合，去看电视。
裘德的酒馆那么响的音乐，六十年代的欧洲音乐，都被他们的声音盖下去了。
有一天，在裘德的酒馆前面的小花园前，看到一对外国人在吵架，那女的把嘴闭成了一条线，鼻子尖得像剪刀，那男人则气得眼睛眉毛全都白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外国人在上海的街上，已经不再因为太多人要看他们而小心仪表、脸上要像皇帝巡游一样地笑了。现在他们多得没有人要看，他们也胆敢在街上吵架。
后来，和一个比利时人约见面，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就到裘德的酒馆吧。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是在上海的外国人约会的地方，就像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有事情约人，就说，到广场的鱼喷泉前见一样。
那天去得早了，酒馆里没有什么人。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个人在独自玩飞镖，他的头发整整齐齐的，穿了美式大花裤衩，那是白领在休息天的打扮。他手里拿了一大把红色的飞镖，一个一个，无声地向靶心飞过去。
我自己找了一个长桌坐下来，对面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这个周末的惠价菜，那大而笨拙的英文字，是真正的外文字，中国人写的可比它们秀气多了。
慢慢地，看到我坐的桌子深处，有一个人已经坐着了，面前放了一个杯子和一瓶德国啤酒。他把桌上的蜡烛放得远远的，所以我看不清他。
他说“嗨”。他是芬兰人，到上海来做船生意。他们那里冷，所以他长得有两米高。
我说：“你想家吗？”
他说想。可是他自己要出来工作，从前他在美国，后来又到了香港，又到了澳洲，现在又是中国。可是他说他愿意在外面，他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每到圣诞的时候，回到家乡去，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老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在老地方，他们都在等着他，那才是好感觉。
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他说一是为了海外工资，一是为了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生活一次，比花钱当旅游者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想到上海会像百十年前的欧洲。
好久，我等的那个比利时人才来，他说，他忙得一个星期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天下午的几个小时，到外滩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在欧洲，他只要工作四天半，星期五下午，办公室里就不工作了。“挣钱挣疯了。”他说，“我们被上海人同化了，东方人那种工作狂。”
那天是周末，到十一点以后，裘德的酒馆的跑堂的，把桌子都推到一边去，腾出好大的地方，让大家在中间跳舞。外面则停满了亮红灯的出租车，一直排到小花园那里，等从地下上来回家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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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酒馆（1）
雨下湿了方格子的人行道，在路灯下闪着小水洼的光亮，空气冷而潮湿，里面有被又冷又湿的连天小雨淋透了的树皮和落叶的陈腐气味。街上有车子开过去，雪亮的车灯照亮了浮在街道上的雾气。街拐角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酒馆亮着灯，蓝色的窗子上人影憧憧，有一个绿色的后背在门那儿掠过去，那是穿绿衣服的酒保托着大盘子上菜，上面的白瓷钵子上盖着盖子，里面是爱尔兰炖羊肉。那刚刚加完班的人，又冷又乏，眼窝都青了，还没有吃晚饭。
推开门走进去，暖气和着食物的气味迎过来。吧台深处，酒红色的老墙壁和褐色护壁板前面，木酒桶，航海的长望远镜，和几个世纪以前用的航海地图下面，旧旧的鱼网边上，有三个男人坐在高凳子上，一个吹笛，一个拉手风琴，一个抱着吉他，奏出热烈而单纯的爱尔兰舞曲。那里围了一大圈人，找不到桌子坐下，于是都在墙角站着，喝黑啤酒。吧台里面一个金发女子在盛蘑菇沫子浓汤，钵子边上放了爱尔兰黑面包，结实的褐色面包片散发着麦子粗糙的清香。那女子的脸颊和嘴唇鲜丽欲滴，就像从乡村来城市不久的英国姑娘。那穿绿衣服的酒保端着羊肉，咚咚踏着木头楼梯上楼去，楼上的灯光照亮了他已经秃了的、粉红色的头顶。
楼上有人在玩桌球，边上围了一些男人，穿着毛衣或者牛仔衣，手里握着黑啤酒的大玻璃杯子，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白色的脸上开始变得有些苍白了，欧洲人的皮色一旦苍白，就让人觉得他们像要化了的冰山一样。和楼下一样，放眼一望，看见的都是欧洲人，听到的都是英语。
到楼上的围栏那儿，才找到两把凳子落座。安顿下来看到边上靠着一个脖子红红的大胖子，嘴唇上留着麦色小胡子，把快喝光了的啤酒杯子靠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出神地看着人拉那放在腿上的手风琴，一脸落寞而无聊的晦气样子。
你以为这是英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