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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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欧美日本的服饰名品店在华亭路周遭开业时,华亭路的服饰市场日益萎缩,如今一半华亭路已经拆除了服装市场。那些失修但仍旧美丽的小楼和花园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也许等所有的老屋都翻新之后,华亭路又会呈现出类似1949年之前的情形,住在华亭路上三十七年、在1949年之前也经常来往于华亭路的施姓老人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麦阳路(华亭路1949年之前的路名)从前多么漂亮多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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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佑路旧货街(1)
上海老城厢的福佑路,不知为了什么,慢慢发展成了一条旧货街,窄而旧的马路上,有着燃烧什么的气味,让人想起炊烟和大铁锅的气味。听一个到这里来淘中国旧货的欧洲人说,这种气味,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特殊气味。
星期天的一大早,天麻麻亮的时候,旧货街就开始做买卖了。卖货的人站在上街沿上,两腿之间夹着一个旧包,一只手拿着手电,一只手托着玩意儿,在灰灰的天色里,叽叽喳喳地讲着价钱,鬼鬼祟祟的。这个旧货市场,开始时不被政府允许,地方警察曾经去没收过东西,可人们还是在每个星期天来到这里,有的为了钱,有的为了自己心爱的东西,有的为了发现一个真正的古董而发财,有的为了好玩,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
遇到初冬大雾的清晨,一路上看过去,人们托着朱红色的江南老式细藤篮子无声低语的情形,影影绰绰,为那些老东西平添许多神秘和风险。街区破败而拥挤,小小的木头楼梯在暗中像直线一样升上去,像是话剧戏台上的一道布景,不是人可以真正靠它生活的。而在它们的前面,两个男人,想来应该是买主和卖主,把头亲密地紧紧挨在一起,各自向一边侧去的脸上,有紧张与戒备的表情,他们在听一只一百多年以前的老式瑞士怀表,是那时候到上海来淘金的外国人遗落在这里的,过了翻云覆雨的许多年代,那表竟然还响亮地、古典地、夸哒夸哒地向前走。
再走进去,发现有人在把玩从前老太太用的牙剔子,以及发黄的象牙挖耳朵勺,它们小而精巧地被串在一起,尖尖的头上,微微地黄着。让人猜想,大约从前的人,用完了没好好地洗干净。
另外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磅蟋蟀用的小秤,装蟋蟀的,是个象牙做的小笼子,极细的一根象牙,温文地一弯,那是小笼子的顶门杠。小笼子有好多小洞,拿到手里仔细看,才发现上面雕的竟是无数个万福。可见从前的人斗小虫子,也有平等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象牙的小玩意和老而弥坚的瑞士表,放在木房子老楼梯的后面,让人觉得这里面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对比,使所有来这里的人会有一种异样的心情,好像自己走进了什么秘密,那是走进一个灯光通明的古董店所没有的。
那时候,做生意的人们并不招呼你,只是拿眼睛审度地看着你,他们的眼睛里有着鸟一样警觉而尖利的神情,他们是在看你值不值得他们把东西拿出来。就因为这样,本来不想买什么的人,也会觉得要是不挤上去买点什么,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在街上和人还价钱,为了一块小小的青而温润的玉,玉雕成一个小葫芦。葫芦上面弯弯曲曲地盘着一条蛇,青蛇小小的口里还吐出一条信子来。因为这是一个地下的市场,没有规则可以依靠,所以大着胆子说话,还假装在行。价钱从四百还到两百,两百还到一百,我忍不住捏了那块玉,问:“你这到底是什么?”价钱像大水一样,说涨就涨,把阴沟通了,说落就落掉了,可见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放了玉走,回过头去再看,那个卖主的裤带上,一二三四五,吊钥匙似的吊着不同的玉,拨浪鼓似的在他的腰间晃来晃去。
他对我摇了摇手指,我也看不明白是威胁,愤怒,还是赞叹。
有一个男孩子来碰我的肩膀,说:“小姐,要好货跟我走。”他说着一边向四下里看,电影里的坏人,就是这样的。 。。
福佑路旧货街(2)
先骗了他,说有大队的朋友在市场里等着,然后跟着他,走进一条特别小的弄堂,又拐进一扇黑乎乎的木楼的后门,扑鼻而来的,是陈宿的气味,然后,踩在真正摇摇欲坠的地板上了。他摸出来一个小小的碗,一个我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青花碗。
他说:
“少了一千,我是不卖的。我是湖南古墓里盗墓盗来的。你知道吗,要是政府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我说:
“就怕你拿了碗去自首,警察都不愿意关你到中午,还多给你吃一顿饭。”我们为各自的一肚子气,气得笑出来。
不一会儿,又有人来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脸瘦而且黄渣渣的男人。他瘦而黄的手上,托了一个发黑的银茶托。他说:
“这是正宗的俄国茶托子,全是银丝编起来的。”那时候天光大亮,阳光从旧旧的房子间隙里射出来,照亮了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银丝,“你知道的呀,罗宋革命的时候,有钱人都逃到这边来,介远的路,把这样的茶托子带过来,多少珍贵。那时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还是从彼得堡来的有钱人,还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说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语,彼得堡口音的。”
我说:“真的啊?”
他说:“真的。那家的女人,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用茶托子换钱,买酒喝。到酒吧里去陪舞,连短裤都不穿。”
我说:“说得那么吓人。”
他说:“你们这种年轻人,知道什么,一共只有一本《旧上海的故事》看看。你买了它,将来还要感谢我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说,你说好了。”
我翻起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从心里面,我不觉得外国旧货也可以算得上古董,这种东西,说不定到俄国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厨房里腌菜头的瓷缸子,上面也画了中国山水古亭子,外国人看着稀奇,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
他说:“你说好了,我也是来玩玩的,不一定要卖,这种东西不比中国古董,这里没有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东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像白求恩一样,永远不会再有了。”
“你要多少钱?”我问。
他伸出细细的三根手指。
三千,这天杀的奸商。
他说:“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应该是个读书人,才给你看的。”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机放在一起,像考古学家在雅典地下挖出来的碎片一样。而由什么小工厂加工了十几件同样的假货,放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卖着。也没有人再轻轻地拉你一下,告诉你什么他有要杀头的东西。一动,他拿出一张生产证明来证明自己不是批发来的东西。
再去旧货街,发现那里的老房子上,个个被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拆”字,那个街区要改建了,老房子将没有了,市场当然也要没有了。那次去,带着一架照相机,爬到一个高处,想为流水一样失去着的地方照一张相,从镜头里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红色的“拆”字。
弄堂里的春光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入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邻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塌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1872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