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机可透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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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一会儿，星文开始无话找话。他问刘伟：“您的法语是在哪儿学的？”刘伟说：“是在四川的一所学校学的。”这让我稍微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他是北外毕业的。我所知道的四川在20年前就有法语专业的大学除了四川外语学院之外就只有四川大学了，我自己是川外毕业的，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多想，顺着就问了下去：“是四川哪个学校啊，川大吗？”
刘伟摇头：“不，是四川外语学院，在重庆。”星文一听，指着张大嘴巴惊愕中的我说：“他也是川外毕业的！”刘伟也大吃一惊，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你真是川外毕业的？”我点头：“是真的啊，我是川外英语二系94级的！”
刘伟说：“我是78级的。”我说那时候法语系还和德语系合称法德系呢。刘伟眼睛一亮：“是啊，法德系，法德系！”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川外时的老师，他说专业课老师中他只记得冯光荣，另外还记得有个体育女老师蝶泳游得很好———那位女老师我知道，也曾经给我上过课，而冯光荣便是我在川外读书时的院长！
他说，我是他这么多年里见到的第一位校友。
如果说前几天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还只是让我觉得离奇的话，这个意外一下将我和这个故事的距离缩短了———因为自己和刘伟竟然会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发现彼此有着一块长达4年的相同记忆，它来自于同一个校园，也许甚至是同一棵树或者是同一扇窗户。
在最初的惊愕过去后，我和刘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的神情已经不像先前那么自如了。我说：“您比我高那么多级，我得叫您大师兄。大师兄，我们俩拥抱一下吧。”说着我们俩就真的在雅温德炎热的阳光下一块小小的绿荫里拥抱了一下———我看见他的眼圈一下红了。第二天就是离开喀麦隆的日子。中午我们正在收拾东西时，刘伟来了。我们将翻译费用付给他后，他并没有急着离去，坐在床边一边看着我们收拾东西，一边和我们闲聊。“大师兄，我们照张相吧？”我拿出数码相机，让星文给我们拍了两张合影，相片上他的笑容很平静。“好了，我走了。”拍完照片他就起身告辞了，我们重重地握了一次手，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目送他走出大门，他没有回头。
两个小时后我收拾完东西，走到阳台上想伸个懒腰，忽然发现一个人正蹲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树荫里，默默地抽烟。是刘伟。我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住没有叫他。
后来我和星文就离开了喀麦隆，继续我们的非洲之旅。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我都没有再抱怨一个字，因为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刘伟，想起大使馆外那个沉默的背影。一个月后我回到国内，踏上北京的土地时，心里只有两个字：幸福。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次想把这事写出来，都没成功，因为我怀疑这些文字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么多年的爱恨哀伤，我也怀疑这个故事能不能承受得住时间的刻画———有一次我把这事情讲给川外的一师弟听，他惊讶过后第一反应居然是：“刘伟竟然会因为这个原因留在那里？要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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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兄（3）
那年秋天接到陈顺和徐老师的电话，他们也回国了。我想问刘伟怎么样了，但是想了想又没问，因为我想生活的脚步总归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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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拒绝你的人说话（1）
如果我只去了七次，可能就不会让那个警察说话了。新记者连连点头，深以为是。1
前几天有一个新记者，因为工作上遇到些挫折来找我聊天。他在单位四楼的咖啡厅里，跟我讲了最近几次采访的经历，几次都被拒绝，有的人态度还很不好，新入行的他脸嫩，有些受不了。他问我，你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次采访是哪次？
我想了想，真还没有哪次特别困难，尽管做的多是批评报道，也经常会遇上拒绝你的采访对象，但是最后经常会有转机。让拒绝你的人说话，应该是这一行最难做到的事情，但还是必须要做。
我跟这个新记者讲了一段经历。2004年6月，我去河南采访镇平高考舞弊案———案子说起来很离奇，镇平在高考结束当天抓了几十个孩子，其中部分是考生，多数是高二学生，说是跟舞弊有关。这么多孩子被抓，又事关高考，当然会是大新闻，然而当地却封锁得很严，我也是事发后两天才辗转得到消息。
后来就去了河南。到了那发现同城的两家媒体也在，他们始终在一起采访，可能因为竞争的关系，彼此之间连招呼都省了。到的当天，我就发了稿子，叙述了事情经过；同城的那两家报纸也发了稿，内容类似。
这样的消息自然很轰动，当天就成了新浪的头条。不过拿来三家报纸一看，都缺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警方是怎么破案的？———我能想到的东西，同行当然也能想到，关键自然在于当地警方；这样的事情，当地警方经常是沉默，很像厕所里的堡垒，谁能先攻陷这座堡垒，谁自然就占了先机。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攻堡垒了。门卫开始不让我进去，要不是有国徽的记者证比较唬人，还达不到目的。
先找治安科，那里的警察一听是这个事情，让我去找刑警队。就到三楼找刑警队，里面的人说管事的人不在。我问什么时候他在，答曰大概过一会儿。
我就先去学校采访老师，一个多小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又回了堡垒。没想到这次照样没找到人，刑警队的人还是不在。我又出去采访家属，40分钟后第三次来堡垒。
我进去的时候，刑警队的一个人很不耐烦地说，跟你说不在就是不在，你们怎么没完没了的。
下楼的时候，我忽然想，要不去别的屋看看。于是就跑到二楼，随便敲开一间办公室，假装愣头青张口就问，里面的人愣愣地看着我，又是那句找刑警队去。我撒谎说他们都不在，随便介绍一下不成吗？人家说那怎么成，把我轰了出去。2
站在树荫下，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中午吃了饭后接着来攻打堡垒。下午情况也没变好，治安科把我推到刑警科，刑警科那人还是不在，后来又把我支去宣传科；中间因为采访其他知情人，出去了几回，再回来对方还是一个口气……这一天一共去了七次警察局，都是没有结果。看表，已经快下午五点半了，那是他们下班的时间。
第八次进去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不抱什么希望了，想反正自己也尽力了，爱谁谁。楼上楼下几个办公室都转了一圈，没人搭理我。20分钟后，我解脱一般地走出警察局大门，回宾馆去。
应该说这一刻我已经选择了放弃，我甚至想好了用“无法采访到警方相关人员”这样的表述作为注脚，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化，就像人在跳下悬崖放弃生命的时候，忽然被一根树枝弹回升天一样玄妙———走进宾馆门口时，后面忽然有人叫：“你是记者吗？”
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十来岁、挺高挺壮的男子，穿着衬衣长裤，骑在摩托车上看着我。我说：“是啊。你有什么事吗？”当时我以为又是有了麻烦想求助的当地百姓呢。结果他说，你是来采访舞弊案子的吧？一句话把我说得汗毛倒竖：“你是？”
他的回答石破天惊：“我刚刚说话不方便，看你去了我们那里很多次……”我这才想起来，这人应该是一个警察，在我某一次进去某间办公室的时候，这人曾把我推去宣传科。“如果你方便，我晚点来找你吧，到时再细说。”
让拒绝你的人说话（2）
晚上七点，我正在写稿子，他来了。这次他的神情放松多了，一聊之下，我才知道，他不但是警察，还是参加侦破这起案子的警察之一。他把如何接到报警、如何破案、如何审理的全部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而这正是我采访中惟一缺少的东西，也是距离新闻事件最近的东西。我问他：“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让你们对媒体讲？”他告诉我，开始破了案子，所有干警都很兴奋，这是一起涉及高考的大案，人又多，而案情相对简单，跟公职人员和政府也没什么瓜葛，他们最开始也以为这应该是给自己扬名立功的好时机。
这是一个地方小县，警察工资很低，立功就能发一笔奖金，他说他们高兴就是因为觉得能拿到嘉奖了。没想到有关部门领导后来认为这样的事情一报出去，肯定会影响当地形象，万一被取消考点什么的就麻烦了，所以后来下令封锁消息，嘉奖什么的自然也就泡了汤，所以警察虽然在躲记者，却同样有情绪。“那你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我又问。他的答案很简单：“别人来了两次被拒绝后就走了，我看你来了局里四次（其实那只是下午的次数），觉得告诉你应该不会有错。”这话让我有种意外中的惊喜。当天晚上的稿子披露了整个案情的详细情况，为了保护他，没有交代消息来源，但是用了他提供的很多材料：报案记录、询问记录等等。第二天同城媒体还在用图示的方式推测案件是如何发生时，我们的报道已经成了独家。
新记者听得有点发愣，然后有点热血沸腾。
我说，其实机会经常就隐藏在退缩的刹那，对方当然有拒绝你的权利，不过如果能让拒绝你的人说话，比交代一句“拒绝接受采访”更难十倍，同时也是更多十倍价值的事情。至于如何让你打开拒绝的嘴，除了诚意、技巧和理解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坚持！如果我只去七次，可能就不会让那个警察说话了。新记者连连点头，深以为是。“坚持最重要。”———这是2004年6月的一次采访经历，不到两年，已是百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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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歹徒（1）
星文来了后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我特明白，就问他是不是领导担心再出这事，想不让我去实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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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路过一报栏，贴着的报纸上有一条消息：朝阳一市民遇到歹徒抢劫，奋勇搏斗，结果把歹徒吓着了，一边拽东西一边嘀咕，你干吗啊你干吗啊还不放手没见过你这样的；结果那市民越战越勇，结果不仅把包抢回来了，还把歹徒吓跑了。
同去的美女边看边赞：瞧瞧人家，多英勇，现在有胆子跟歹徒搏斗的人还有几个啊。我不屑，说你面前就站着一个。她一惊，差点把口香糖吞肚里去。你？你真跟歹徒搏斗过？我说当然，1999年嘛，当时三个人抢我的包，我还跟他们搏斗来着呢。
美女将信将疑：那后来呢，是不是也把歹徒吓跑了？我说不是，东西都被抢走了，我还被捶了一顿。美女一愣，差点没笑晕过去。
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我去报社实习刚几天的时候，有一天我走得比平常早，晚上九点就坐上了回学校的车。车刚过西单，就有人问我，知不知道中国科学院办公楼在哪站下车。我告诉那人应该在木樨地下。那人又问，到了站应该怎么走才对。
我看看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