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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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尊孔复古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1927年康有为逝世前,曾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康七十寿辰的贺礼,立即诚惶诚恐地写《谢恩折》:“赍到皇上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一幅,玉如意一柄,赐匾为寿。臣喜舞汴蹈,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祗领讫”。此时,清朝已被推翻十几年,康有为仍然口口声声称溥仪为“皇上”,称自己为“老臣”,“微臣”,行文中写到“皇上”一律比正文高出二字,提到自己时,字都写得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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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2)
有个叫王眉五的人,1911年在日本见到康有为,曾问他:“何以人人皆谈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即康有为)却仍主保皇,拥戴君主立宪?”康有为回答:“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墨西哥之九十年内乱,法兰西八十三年内争,是皆前车之鉴”。康有为还针对有人说他保皇是为了个人名利,想当官的说法,在给冯国璋的电报稿中表示:“仆戊戌以来,主持虚君共和,先后言之,未有改也。先坟掘,亡弟戮,家产没,二十年来,蒙难负罪,未尝屈改,而冀得一官职、争一权利。上质天日,下告国民,仆之心在救中国,拯生死耳” 。
2、 “长慧烛天”、“琼花照世”的改革家梁启超。
1943年一月,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介绍与评价: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
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
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
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
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
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间并不甚长,
象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
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
九年后……放弃政治,组织‘新学会’”。
“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又不如其他的人。所
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慧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
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
感应敏应,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
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
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
生逐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
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
转变” 。
梁漱溟的这几段文字,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梁启超的一生,评价也是中肯而富有启示性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早年受过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90年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学术影响,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之一。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会试举子提出有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撰写出大量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1897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湘学新报》和《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梁启超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反对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以农立国”的口号,不同意某些维新派人士“以商立国”的口号,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也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冲击下,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批评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研究合派组党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还联合唐才常、韩文举等13人致信康有为,沥陈革命理由:“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履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表示:“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光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的文章,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尔、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梁启超的转变遭到康有为等人的严厉谴责,在康的影响下,态度再度转变,远离孙中山的革命派,逐渐走向革命的对立面。1899年与康有为等人一起组织保皇会,打出立宪保皇的旗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作为喉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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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3)
1912年,袁世凯筹划复辟称帝,邀梁启超赴京。梁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进北京出任司法总长。随着事态的发展,梁启超感到袁世凯“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了下来” ,并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反袁斗争。“维新—拥护共和—保皇—拥袁—反袁”的曲折经历和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使梁启超对政治感到厌倦,并且萌生了一层浓厚的悲观情绪。他50岁生日那一天,颇为感慨地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富,也不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 。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以求安身立命之所。
3、从弘扬新学到依皈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今福州)人,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医,丧父后家境贫苦。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7—1879年被派赴英国学习,他很注意研究西方学术著作并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回国以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司(教务长)和总办(校长)达20年之久。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和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被称为“中国近代头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唤起和振奋了一代中国人,成为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知识分子发愤图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受到民族危亡的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他指出:君主和官吏都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他大力宣传“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的民主自由思想,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严复还对中国的旧学给予否定,指出旧学分三个部分,即“宋学义理”(唯心主义理学)、“汉学考据”(烦琐的章句笺注)、“辞章”(拘泥形式的文字游戏)都是些“无实”、“无用”的东西。他为科举制度列了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倡建立新式学校,讲授西学(新学),培养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的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指出:“严复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对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都曾做过一些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某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他也有过个别的较为正确的见解,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他还是最先对西方国家的垄断压迫、财富集中现象提出若干批评和非议的人” 。如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给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即:“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他指出,“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即只重视农业,反对发展工商业),导致“闭关锁国之说”;他一方面接受古代经济思想中“崇俭”的提法,认为俭是美德,另一方面又主张,“俭”并不是目的,应把节省下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即:“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 。
严复思想激进,但政治态度比较软弱,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由于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偏执,再加上反动势力的威胁,逐渐丧失了锐气,转入消极,他片面强调教育和知识可以促使社会进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如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 ,因此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持反对态度。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阴谋活动,1915年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做准备,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一时期,严复在学术思想上,也变为复古主义者。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把文科变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并且对学习和吸收新学(西学)给予否定,如说:“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徒虚言也;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 。严复到晚年,曾慨叹:“鄙人年将七十(1917年时65岁),暮年观道,十###殆与南海(即康有为)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百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竟然主张用孔孟之道做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 。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4)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严复的依皈旧学倾向完全视为倒退,其中,也包含他对几十年来改良与革命现实的反思,认识上的某些深化,以及思想上的矛盾困惑,等等。如严复早年引进西方新文化,以为很快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沧桑,终于发现旧文化有几千年之根基,很难撼动,陷入悲观情绪。他说:“其结果也,数十万年之牵变,必不败数千载之遗传。……吾国虽有百华盛顿,千拿破仑,万亿卢梭以为之革命巨子,犹将无益于存亡之数。呜呼,蔑古之徒,可以反矣” 。严复早年曾尖锐批判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宣传工业救国。经过几